广场舞扰民，立法禁止不如规范
该禁止的是噪音而非“广场舞”
将广场舞纳入《广州市公园条例》，不仅应了其噪声扰民饱受诟病的民众诉求，也为公园方对喧闹的健身娱乐活动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政府的决策善意无可厚非。不过，广场舞作为民间自发的一种健身行为，其在公共场所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公权力对此管理应当立足于规范而不是禁止。将广场舞扰民纳入依法管理轨道乃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既然是“全国现象”，立法者就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放眼更宽的领域统筹谋划，让广场舞噪音管理更具广泛性的警示意义。审视广州市的做法，明显存在两个认知误区。其一，“广场舞”起源于广场，散布于几乎所有公共场所，公园不过是其中一寓，而“重灾区”当在居民小区；其二，立法治理的重点不是“广场舞”本身，而是由此衍生出的“噪音扰民”，对“噪音扰民”应该是零容忍的惩处，对“广场舞”行为则需制度化的引导规范，而不是因噎废食强令禁止。[详细]
治理“广场舞”扰民本就有法可依
其实，对广场舞扰民的治理并非无法可依。《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在城市市区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等活动，使用音响器材可能产生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过大音量的，必须遵守当地公安机关的规定”。这里既将“公园”纳入了立法范畴，也明确了“公安机关”的履职责任。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明确规定，对于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反复教育不改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处罚。[详细]
不妨把“广场舞”换成“太极拳”
公共场所享受自由的权利不能禁绝
风靡世界的“广场舞”，在近期多次遭到周围居民的围攻，围攻的办法从泼粪、洒水到放狗咬，不一而足。国外的“舞者”则甚至有人因为扰民，被警方带走。反对跳的有反对的理由，因为“广场舞”太吵，噪音太大，扰民了；跳舞的有跳舞的理由，毕竟广场是公共场所，每个人都有在公共场所享受自由的权利，其间对错似乎很难判断，于是人们想到了让“广场舞”低音降噪的办法，估计即便如此，即便不再起冲突，“广场舞”在国人心中也难有很好的名声。但是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人不是跳“广场舞”，而是在练中国传统的太极拳，这个矛盾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详细]
传统文化在现今精神生活中缺位
曾有外国人问余秋雨，中国人的审美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餐馆只喜欢大红大绿的扎眼、俗艳。的确，餐馆的中国特色一般都依靠中国红之类的浓墨重彩来渲染，确实显得中国审美很单调。余秋雨回答得很好，他提醒外国人别忘了，中国是唯一一个只用黑白两色，就完美地描绘出大千世界的国家，那是中国的水墨画，是审美的经典。由此也可以想到，人们对“广场舞”的抵触的深层因素，还是因为它背离了中国文化中最传统的东西。无论是现在的“广场舞”，还是以后出现的其他锻炼、休闲方式，如果能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才可能更好地被社会接受。从这一点上说，人们对“广场舞”的抵触，也正反映出传统文化在现今精神生活中的缺位。[详细]
实现无害化，广场舞才可自我正名
立法规范广场舞不能“划地而治”
真正从管理上来规范广场舞，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广场舞在哪儿能跳，在哪儿不能跳，以及哪儿在限制性的条件下能跳，也就是说，要明确划出广场舞的“生存空间”，最好如同城市解决卖瓜难，绘制有“西瓜地图”一样，也有一个“广场舞地图”；二是规范广场舞的活动行为，如音量的控制、时段的控制等等，尽量把可能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三是谁来管理广场舞，城管、环保、文化等部门都有关联，都可以管，但就怕都不管。[详细]
职能部门应为中老年人的娱乐寻找出口
职能部门固然有权在特定区域禁止广场舞，却更有义务为相应人群受压抑的娱乐需求寻找出口。毕竟管理与服务，本就是公职机构的一体两面。在未来，原生、混乱的广场舞，理应被加以专业引导，从而实现自身无害化并最终自我正名。此一过程，既需要民众的理解和妥协，也有赖于专门部门“堵疏结合”的治理策略。唯其如此，广场舞才能在主流社会认知中，谋得一个体面的位置。[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