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上的传承:爷爷修了60年敦煌壁画,我还会继续

[来源:中青在线]



2017年4月,李晓洋在河北石家庄毗寺壁画修复现场。





文物保护专家李云鹤先生今天依然在文物修复现场工作。李波/摄



如果要算工龄,敦煌研究院年轻的壁画修复师李晓洋可以从学龄前算起。出生于1989年的他,没上学就跟着修了一辈子壁画的爷爷李云鹤到处跑。只不过那时候,爷爷修着,他看着。现在,85岁的李云鹤还坚持在一线,年轻人也成长起来了。

4月的一天,李晓洋跟着也是敦煌壁画修复专家的叔叔,到河北曲阳汇报第三届“全国优秀文物维修工程”,李云鹤带队的河北曲阳北岳庙壁画保护修复项目入选,但李云鹤没来——他忙着在瓜州榆林窟主持修复项目。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李晓洋说:“有一句话特别好——什么是工匠,就是时间。”

壁画修复第一课:和泥巴

2011年,22岁的李晓洋刚刚从国外留学归来,就进入敦煌研究院,成为一名壁画修复师,工作后的第一课,是学习“和泥巴”。这对一个手工基础只有小时候拿小木条拼小汽车的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

“壁画修复太细致了,我们队里不雇工人,什么活都要自己做。”李晓洋介绍,大部分地区制作壁画地仗层(记者注:壁画由三个部分组成,壁画的支撑结构——墙壁或岩壁,地仗层——又叫灰泥层,颜料层)的原料都是当地取土,修复师们本着“最小干预、最大兼容”的原则,修复材料必须要和原有的材料最大限度保持一致。

这用行里人的话来说,就是要“掌握泥性”——泥的干湿度怎么样,什么干湿度能做什么东西,一层泥补上去多久才能接着补下一层,泥里沙土和纤维的比例……经验丰富的修复师,只需拿一把小修复刀在泥上划一下,就能知道这泥合不合格;而修复大师只要拿手一摸,就知道这泥的比例如何。讲到这里,李晓洋不好意思地说:“我还做不到。”

在工作的前两年,新人李晓洋跟着9人组成的修复小组到甘肃甘谷大像山,不能也不敢直接上手修国宝,就给组里打下手——和泥巴、剪麦草(记者注:麦草是做地仗层的纤维材料,需要剪成一公分左右长)。“这对我其实也是好事。我是比较好动的人,业余爱好是户外运动;而修复壁画特别安静。和泥巴就能让我动一动,搬搬泥巴,加加水,让师傅摸一摸,师傅说不行,我就接着加水和……这段过渡时期,我见识了壁画修复,也磨了性子。”

由于人才紧缺,敦煌研究院的壁画修复师们不得不满中国跑着修。工作到现在,李晓洋已经跑了甘肃甘谷大像山、河北曲阳北岳庙、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山东泰安岱庙……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两年,两地无缝对接,没有一年是闲的。

当然,李晓洋“和泥巴”的水平也是与日俱增。在修毗卢寺壁画时,一个当地人问他们:“你们修复用的泥和老泥能结合吗?上世纪80年代有一些民间自发的修复,那会儿补上的泥和老泥很快就分层脱落了。”事实证明,敦煌团队做的泥,结合非常好。

壁画修复师们不分工种,每个人都要掌握修复的每个步骤,在任何人离场的情况下,工作都不能停。“干这行,又是泥匠,又是木匠,又是电工,还要懂力学,该懂的都要懂。如果现在把一个文物本体摆在我面前,让我修复,能不能从头到尾做下来?我还是没把握。要做一个合格的文物修复师,我还需要更多时间和经验。”李晓洋说。

全家一起修壁画是怎样的体验

李云鹤和李晓洋,祖孙俩的人生轨迹有一种神奇的呼应。

1956年,24岁的李云鹤还在山东老家,刚从学校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去西北。本来目的地是新疆,因为想顺道看望在敦煌研究院(记者注:当时为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舅舅,就在敦煌停了一下。这一停,就是60年。

2011年,22岁的李晓洋从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室内设计专业毕业,本来还想在国外再待两年,但护照到期,得回国换护照。这一回,再也没走。“像一种安排,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现在,李晓洋和爷爷、叔叔都在一线修复壁画,爸爸也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我们在爷爷奶奶家吃饭,饭桌上就聊壁画修复,‘唉,前两天那个壁画那个部位是怎么弄的’,然后全家开始讨论。有时吃完饭散步,爷爷就一边走一边给我讲。”

“在工作前,我都不相信爷爷是会发火的人。”李晓洋说,从小到大,爷爷从来没在生活上说过自己一句;而在工作第一年,爷爷第一次训了他。

2011年12月,李云鹤带队的甘谷大像山修复组因为天气寒冷暂时停工,回到敦煌研究院。不允许浪费时间,老人就给新人培训怎么做石膏翻模,李晓洋也在其中。第二年3月,工程复工,需要石膏翻模,结果几个年轻人全忘了。“爷爷挨个儿批评,‘怎么这么不用心!’一边批评,一边现场又教了一遍。”

其实,李云鹤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直到现在,老人仍然戴上头盔和手套,跟年轻人一起爬20多米高的脚手架。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都管他叫“爷爷”,不明真相的外人乍一听都很惊讶,“李老师,你怎么这么多孙子啊”。

李云鹤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自己刚来敦煌不久,院里请来一位捷克专家做指导,但这位专家每天要晒日光浴,觉得敦煌条件太艰苦,没待多久就走了。李云鹤特别遗憾,只好揣摩捷克专家留下的一些工具,摸索创新适合莫高窟壁画的修复方法。

在上世纪60年代,李云鹤修复了敦煌莫高窟161窟,此后他每年都要去那个窟——他想知道,自己在修复壁画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和工艺能保持多久——时间证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敦煌研究院的文保中心有60多人,1990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占到三分之一。年轻一代有了更多中外交流的机会,院里长期和日本、英国、美国等国的研究机构合作与交流。年轻人的观念也更加开放,常会主动研究新材料和新工艺。但李晓洋深知:做文物修复,不是创作,是保留,创新也要在“守旧”的基础上,“能用木楔子的地方,绝对不能用钢钉”。

曾有人建议他们用3D打印,比如佛像的胳膊断了,可以3D打印一个,肯定比人手操作精准,但最终修复师们没这么干。李晓洋说:“这一次的确是复原了,但会对后人的文物研究造成障碍。创新的材料和工艺,可以在做复制品时尝试,对文物本体的修复,我们还是坚持用传统工艺。”

修复前后的照片对比,让你觉得值,没白干!

作为一个资深跟班,李晓洋清楚地记得,1998年的夏天,爷爷在甘肃武威做天梯山大佛的复原修复工程,放暑假的他就跟着一起去,“那尊佛像特别大,成年人站到跟前还没佛像一个耳朵大”。李晓洋跟着爷爷吃住都在工地,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房子就搭在悬崖下,刮风漏风,下雨漏雨”。

“很多文物点离市区相当远,水电都费事,有的地方还要搭帐篷。尤其是新疆克孜尔石窟,爷爷去修的时候,连一棵树都看不见。”李晓洋说,现在条件好多了,但修壁画仍然是个苦活儿:修墓室壁画,阴冷,地面能渗出水,好多人关节疼;在高原地区修壁画,一修几年,留下高原后遗症;即便是最普通的地方,修复现场也是尘土飞扬,“有一次修一座佛像莲花座下的坤门,那么大一个泥块,一个人搬起来都费劲,打磨后,全身都是土”。

河北曲阳北岳庙是李晓洋真正开始修复壁画的地方。2012年8月刚来时,庙中德宁之殿墙上的壁画几乎完全被浮尘遮盖,“站在殿中央,往左右看,都看不清有画”。修复团队搭了四层高的架子,开工——他们的对手有粉尘、蝙蝠粪、破碎的砖,还有闷热的天气。“每天就在架子上待着,一坐一天,越高越热,没有一丝风,下班回去,衣服脱下来能拧出水。下雨更糟糕,进殿的石板路上,能看见热气蒸腾。”

修复完成后,北岳庙的一个工作人员激动地对李晓洋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清楚的画面!”

而对李晓洋来说,工作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做修复对比的时候。修之前,拍个照,修完后,同角度再拍个照,“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不用PS,那种震撼,让你觉得值,没白干!”

李晓洋说:“我能修壁画,我很幸运。我能有幸看到、触摸到几千年传承的艺术品,更要沉下心,拾起这门手艺。”

“什么是工匠,就是时间。”这个道理,李云鹤懂,李晓洋也开始了自己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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