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广州市41个本级部门及下辖区在政府网站上公开2014年部门预算时，除“三公”经费外，不少还将会议费单独列入。记者发现，广州市本级各部门会议费预算总额巨大，占了“三公”经费近一半。一些区县、部门一年动辄数百万上千万元的会议费，有的甚至平均每天一会，一天要花费数十万元，引起争议。(据5月11日新华网)
广州将会议费单列晒出，值得点赞。然而，晒会议费也晒出了诸多问题，如会议费占“三公”经费近一半，花费令人震惊。尽管中央要求压缩文山会海，但政府机关会议太多仍是不争的事实，开会就是工作，已成为官场“行政规则”。
可见，晒会议费也晒出了机关的“会议依赖症”。会议多、会期长、开支大，已经成为一种“特色”。如今，我们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偏高，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过大，挤压了公共服务方面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国家制定的一些惠民政策，也被“堵”在了会上。比如，一份节日景区降价的文件，从中央到地方，再从地方到基层，经过“长途跋涉”，历时70天，才能够到达“目的地”。级级开会、层层“设卡”的方式，将政策“堵”在了会上，影响了执行时效，受到伤害的依然是普通百姓，因为他们才是政策的受益者。
中央三令五申，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这就要求各地党政机关作出表率，把开会的劲头用在转变工作作风上。要少开会、开短会，少发文件、多听发言，少作报告、多征民意。特别是在执行上级政策方面，应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环节，避免政策在会议和文件中“旅行”。要通过压缩会议、节约会务成本，控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将更多的精力和有限的资金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