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禁止早晚高峰使用“打车软件”之后，上海市有关部门再出狠手，要求嘀嘀打车、快的打车与强生、大众、锦江、海博四家出租车公司电调平台进行对接。对接后，某些电调平台已开始向打车软件公司“收租子”，而且要求他们“按单数进贡”(3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在简政放权的行政改革格局之下，松开过度缠绕在市场之上的行政权力之手，应是改革所向、大势所趋。而一些地方动用行政能量强制收编打车软件的行为，显然是逆势而为，不仅超越了职能边界，更涉嫌违法。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新兴市场，打车软件市场必然存在某些先天不足，比如安全问题，比如打车公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固然需要监管部门出手，但必须要有分寸。如果用力过度，非但不能将打车软件市场管好，反而容易将其管死。监管部门强制收编、纵容出租车公司收打车软件的租子，明显缺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政伦理意识。
“让算盘管理计算机”，这是人们对打车软件并入出租车公司电召平台的形象比喻。也就是说，监管部门让打车软件与电召平台对接，是违背市场发展规律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强行僭越市场边界，监管部门的粗暴干预，到底有何动因?“水很深”的出租车市场，垄断格局迟迟不破，由此或可看见：监管的过度热心，干预之手伸得过长，或正是为了维护某些潜在于落后市场里的既得利益。
曾经被各地交管部门不遗余力推广的电召平台，因其效率低下，早已被大多数用户所抛弃，其被便利的打车软件取代，是市场的必然。监管部门为何逆势而为呢?因为电召平台的运营者不少是交管部门或大型出租车公司，且都有政府投资。让打车软件取代电召平台，便意味着投资失败，便意味着创收工具消亡。因此，行政力量动用权力大棒强行干预打车软件市场的冲动，也就不难理解。
利益笼罩之下，哪个市场更有前途，哪种服务更方便民众，显然不是重要的。对于既得利益者而言，更重要的恐怕是，何种市场格局下攫取利益的土壤更丰厚。当政府部门卷入到市场的利益博弈当中，行政能量被滥用也就必然存在，而形成行政霸权，对于市场决定作用的发挥，无疑是种阻力所在。
行政改革正走在简政放权的路上，而围绕打车软件这一新兴市场的相关监管部门，却在市场的土壤上建立行政霸权，试图动用行政能量干预市场发展，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这种逆势而为的举动，理应被叫停，让那些沉迷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行政权力从博弈中走出来，市场的活力才能够得到激发，市场的公平才能得到维系。
从打车软件被招安，到出租车行业垄断乱象，都证实了既得利益是改革最主要的阻力。强制收编打车软件，作为一种挡在市场规律前面的明显的行政霸权，应该被破除。而破除的路径，首先要让行政管理部门从既得利益的泥潭里走出来，通过权力清单杜绝行政部门胡乱的自我授权，从而回归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者的角色。至于出租车公司与打车软件市场的对弈，政府部门应该站在客观公正的位置进行协调管理，破除垄断等市场顽疾，从而让市场竞争变得更加公平合理。
改革潮流之下，行政职能部门应该主动放权，而不是在公平的土壤上建立霸权。因此，强制收编打车软件的行政干预之手，还是应该因循法治轨道，严格恪守政府与市场边界，回归行政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