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平委员认为，目前，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准普遍还比较低，“不可能既低薪又高效，一旦公务员积极性受挫，精英人才流失，对公职人员队伍建设，及对社会和经济都会带来消极影响”。他建议，政府应着手建立一种理性激励机制，提高公务员工资。
就事论事的话，杨小平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包括公务员在内的群体都是理性的，不可能既低薪又高效，正如常说的“不让马吃草，还想让马快跑”。但放在公务员群体身上，“不可能既低薪又高效”的潜台词就是只有高薪才能带来高效，才能避免公务员的积极性受挫和防止精英流失。这样的判断能被公众所接受吗?
尽管公务员薪酬问题众说纷纭，但笔者比较赞同全国政协社法委主任孟学农的观点，“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不赞成当前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群众会有意见。不过，应该鼓励公务员工资向基层和贫困地区倾斜”。更赞成他提出的“出口”设计——“如果觉得公务员收入不够高，可以‘下海’畅游去。”道理很简单，一味增加公务员的收入而忽视了现实，只能让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但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相反，只能及其民众的更大反感。
笔者以为，在谈论公务员收入之前，至少要解决灰色收入、福利多和不透明的问题，否则，就是南辕北辙。公务员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其整体绩效表现为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状况的优劣，因此，公务员薪酬水平应该与其挂钩，这是许多国家的惯例。但从委员的建议来看，似乎一味是在围绕如何增加公务员工资来进行的。并且，在现实中，更要命的是，公务员薪酬改革成了公权部门自己的游戏，纳税人发言的空间不大，这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认为成了一种内部人控制的游戏。由此，“不可能既低薪又高效”的逻辑能让纳税人满意吗?这是一个问题。
结合现实，应明确，公务员工资改革要匀称、适度，不能随意调整，也不能借口提高效率等进行提高。要知道，调整除了提高还有降低的选择呢。更何况，公务员所行使的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所领取的工资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款，因此，公务员如果自行加薪，相当于未经法定程序擅自从国库里为自己捞钱。也就是说，公务员自己设定工资标准的行为是违法的。
在美国，公务员要求涨工资，首先要经过参、众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然后还要由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而且奉行着“谁提出涨工资，不给谁涨工资”的原则，即由本届议会和政府通过的加薪法案不能自己受益，只能让下任官员受益。就我国来说，公务员收入标准的制订，应征求社会和公众意见，考虑民众感受，并必须提请人大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