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报道称，中国科学家欲在北京怀柔建设世界最大的“烟雾箱”以模拟灰霾的形成和治理，项目并已得到批准。该项目筹备负责人表示，的确有建设此项目的意图，但其作为一庞大的大气环境模拟系统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目前尚未得到发改委批复。
雾霾之害愈演愈烈，以至于对雾霾的重提或再提，都可以是某种不安情绪的宣泄。尤其是当雾霾遇上科学，当诟病遇上重金，平素关于“世界最大”的“自豪感”消弭不显，各种吐槽泼冷水倒是纷纷上扬，如“烧钱说”，如“人人都是小白鼠”，如“每人已经身处全球最大实验室”。这其中固然是有对当下治霾不力的情绪表达，但是依然不能就此戴着有色眼睛看雾霾进实验室。
从雾霾的成因来看，我们普遍是停留在“大气污染所致”的认知上，关于雾霾更多的了解，除了各地政府在十面霾伏之下正准备大手笔烧钱外，剩下的便是各种政府文件中的治霾大纲和愿景。这固然是能够释放出政府全面出击、不惜血本的积极信号，但是首先值得生疑的是，大手笔的烧钱投入，是否就一定能够换来蓝天澄清呢?再者说，在“GDP政绩思维”还未能彻底祛除之前，如何能保证那些“大纲和愿景”能够得到不打折扣地贯彻实现呢?
从这一点来讲，对雾霾进行科研层面上的“再认识”，即便不能扭转公权力的政绩思维，即便不能把实验数据挪移到情形更复杂的现实社会中，但依然不能否认，通过科研上探索，建立对雾霾更清晰的认知，进而在实验数据上形成治理方法论。换言之，能不能从根源上摒弃过去“以破坏带来成绩”的发展模式，能不能注重社会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平衡，这是考验着为政者的执政智慧，但是从科学层面上，科研人员开展对雾霾的学理研究和实验室探索，依然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科研人员社会价值的体现。这就好比说，虽然艾滋病是世界难题，或许可以通过控制传播途径，来杜绝病魔的肆虐，但是在做不到途径控制上的完全实现时，花大价钱去研究艾滋病的病理机制，并试图从防治上找到应对之策，这依然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科学举动。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把所有治霾希望寄托于“烟雾箱”上，尤其是对政府而言，更不应当持这样的依赖性。毕竟对雾霾的认知以及危害的数据评估，已经达成了一致和共识。在治霾的问题上，需要的是政府在发展模式上的积极思考并且做出可能的改变。也就是说治理雾霾和研究雾霾是并行不悖，并且可以同时开展的，对雾霾的科学研究，最终目的还是为治理雾霾提供科学数据参考和方法上的借鉴，最根本的还是要正本清源，减少大气污染源的形成。
当然，从公众对“雾霾进实验室”的吐槽上，除了对治霾不力的情绪表达外，可能还存在科研务实性的担忧。近年来，学术界提供的智力支持缺乏实用性，再加上屡屡曝出丑闻，更让公众对科研表现出惯有的失望，对雾霾的研究会不会成为烧钱的折腾?这样的担忧也就顺理成章了。
总而言之，无论是对政府治霾不力本身的情绪表达，还是对科研现状的不满。对于雾霾进入实验室，不妨姑且放下焦虑，让科研归科研，让现实归现实，乐观其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