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广州市两会上，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端出的满满一盒证件，引来媒体的关注和热议。据悉，这是曹志伟和自己的19人团队历时半年，调研收集了103个与人生不同阶段相关的证件。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当场表态，解决办证难的问题将列入广州今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工作项目。
这么多的证件是从哪里来的?这大概是很多人看到这则新闻的第一感觉。还好，这些厚厚一摞的证件，一旦被摊薄在长长的人生路上，很多时候也就习焉不察，甚至是忙在“证途”、乐在“证途”了。
作为人在这个社会上存在并活动的一种证明，证件当然有其必要性。无论是在某一个阶段，还是某些节点，这样的证明无疑有着积极的价值。不仅如此，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也并非可有可无。比如，相当一部分证件具有许可的意义，有了这样的证件，意味着行业准入、身份许可、法律效力等等。而整个社会，也将借此形成某种公众都能知晓并遵循的规范。
不过，任何事情往往具有两面性，过度依赖证件，甚至完全以证件来管理民众、规范社会，则不免走入了另外一个误区，从而在增加社会运行成本的同时，也会给公众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去年10月，央视曝光一个北漂青年为了办理一个因私签证，竟然需要从北京跑回河北老家六趟才能办下来，而根据相关规定，其中多数证明材料并无必要。另据新华社报道，因派出所录入姓名出错，海南省保亭县23岁的黄丽谌一直没有身份证，直到媒体介入，当地警方才立刻为其办理妥当。
事实上，“办证难”已经成为很多人“人在证途”的大困惑。据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的团队调研，办这103个常用证件，需要经过近60个单位、部门，盖100多个章，交28项办证费。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户口簿要提交37次，照片要提交50次，身份证则更夸张，要提交73次。繁缛至此，实在令人感叹。而与“办证难”相伴的则是，有关负责办证的单位、部门往往将办证当作收费的正当理由，甚至以此牟取不当利益。这样的交易不仅损害了政府部门的权威和公信力，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公。
去年以来，中央强力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简政放权，一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指出，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
而让公众在办证过程中感到顺心，还需要政府部门自上而下地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同时，减少证件数量和简化办证程序，也需要解决政府部门之间长期存在的行政壁垒问题，打破孤立、僵化的信息孤岛，改变各自为政(证)、政(证)出多门的情形，改进公民信息管理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