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伟:《一个人与一座城市》之《长沙岁月》

2016-11-22 17:37:08    [作者:何立伟]  [责编: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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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回忆中,

最多的是古城长沙的人与事。

我想我会用一支笔来好好记录这些人与事,

记录我们这座城市的呼吸和心跳,

记录它的历史的风云和现实的波澜。

———何立伟

     2002年8月,长沙最热的日子,人们从湘江第六次洪峰终于平安退去的消息中刚刚松过一口气来,我戴着草帽、墨镜,烈日当头,开始奔跑在城东的建材市场和城南的家具市场之间,为好不容易兑调到手的一套房子安排装修,打算在两个月内搬迁过去。很多年没朝东边这么跑了。建材超市的发展规模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七年前我为现在的居所搞装修时,出土过惊动世界的西汉古尸的马王堆还只是一片城乡结合部的线条芜杂的风景。现在这里却成了长沙最大的装饰建材市场。

我从长沙晚报上看到过,新建的马王堆陶瓷建材市场成了不少市民投资兴业的兴奋点。我还知道,最多的一天,2002年4月12日,这里就卖出过170套住房和门面,共计20000平方米。人气之旺,令人咋舌。从生活的需求产生市场的规模这种供求量比关系来考察,古老的长沙城看来是发生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的变化了。

这变化是起于什么时候呢?从1998年到2000年,我基本上生活在上海和北京。也许变化就产生在我不在长沙的这段时间里。也许并非如此。也许变化永远是产生在不知不觉之中。一觉醒来,永远有新的事物伴随着时代的晨光映入人们的眼帘。

我在生活上是一个怠惰之人。像装修这样的事情我之所以愿意付出劳动,是因为我知道,劳动一旦完成,剩下的漫长日子里,我就是享受这劳动换来的恬适和舒畅了。我可以坐在书斋里读书写作,思接千载、鸟瞰今古。我第一回给新居的书斋取了个斋名叫“丈楚斋”。三个篆书字是请湘人齐白石的弟子,七十八岁的金石书画家李立先生写的。文化革命时期我经常同了一位姓文的小学同学到李先生家里玩。文同学跟李先生是亲戚,十二三岁的孩子,居然比四十多岁的画家还要长出一辈,让我觉得滑稽而快活。

李先生住的那条小街街名很好听,叫“西园北里”。长沙有很多的街名都是相当好听的,“一步两搭桥”、“平地一声雷”、“水月林”、“落星田”、“赐闲湖”、“定王台”、“倒脱靴”……这些街名让人对流逝的岁月遐思无限。“丈楚”这个词几乎是突然蹦到我脑海里来的,我也说不甚明白,也许我是觉得湘楚之地,先贤毕集,文化深广,无论如何都是值得我以学为尺,要好好来丈量一把的吧。

我现在快要搬迁过去的居所,近在咫尺的地方有一口著名的白沙古井。三湘之地,久远的流传着一副有关地名的趣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下半联指的就是这口白沙古井。

明崇祯《长沙府志》载:“白沙井,县东南二里,井仅尺许,清香甘美,通城官民汲之不竭,长沙第一泉。多少年来,附近的甚至很远的市民都来此汲水,把清香甘美的井水带回家去,成了白沙古井的一大风情。2001年,我的朋友,旅美华人音乐家谭盾回到故乡长沙,首次演奏他的新作《永恒的水》。这部首创以水为乐器的协奏曲,所取之水便是来自白沙古井。谭盾小时候生活在长沙城东北的浏阳河畔,郊区菜农农妇杵衣的棒槌声敲击在他的记忆里,也敲击在他的水乐里,同时,藉着他的非凡的音乐,故乡的生命之水更是响彻在全球听众的耳朵里了。我没有弄明白的一个事实是:谭盾为什么取白沙井的井水而不是取浏阳河的河水呢?也许,在他那深藏着少年记忆的作品里,白沙古井的水的文化意象与他的个体生命状态有着更加多的血缘上的联系吧。

     顺便一提的是,谭盾毕业的中学也是我的母校:长沙市一中。他比我低两届。长沙市一中创办于1912年,为湖南第一所省立中学。曾设立高等科和普通科。当年毛泽东在报考普通科的2000多学生中名列榜首,被编入普通一班学习。毛泽东在此学习一学期后退学。与一中同一条街的这个地方就是清水塘,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共湘区区委的旧址。与船山学社、第一师范、桔子洲头、爱晚亭齐名,是毛泽东早期在长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长沙市一中真是地灵而人杰,除了毛泽东曾在此求学,还出过不少名头不小的人物,只举其中一人便天下皆知:总理朱镕基。

清水塘现在成了文物一条街,各种真真假假大大小小的文物摆满了不古不今的店面,我每次经过这里都有点怅然。三十多年前这条小街多么安静,我的青少年时代的身影像一只野猫一样,在这街上蹑足而过。街头的小饭铺在哪里呢?那位和善的胖胖的掌勺师傅在哪里呢?1967年,在文革的一片混乱中,毛泽东号召全国的学生“复课闹革命”,我收住无法无天的嬉乐玩闹,进入了长沙市一中。旋即,我的父母下放到湘粤交界的宜章山区。我开始了住校寄宿的生活。

星期天,寝室里的同学都各自回到郊外或是附近农村的家了,学校的食堂不开伙,我形单影只,无家可归,沿着清水塘的小街横横竖竖地走,吹着排遣内心孤单的口哨。那时我的中饭和晚饭就是在街头的一个小饭铺里对付的。是两毛钱一份的经济餐:一小碟黄瓜丁,一小碟辣椒炒肉,一小碗酸菜豆腐汤。但即使是这样的经济餐,对一个多少有些流浪感觉的少年来说已经是足够奢侈的享受了。更何况那位掌勺的胖胖的大师傅,总是笑眯眯地给我多勺些菜,让我朦朦胧胧感受到了饭菜滋味以外的人生温暖情怀的滋味。以至于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总是对胖胖的人怀有莫名的好感。

     也许聊得太远了,还是回到现在来,回到白沙古井来。在这口古井的斜对面,是不久就要向全世界开放的“长沙简牍博物馆”。1996年7月至11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从市中心五一广场走马楼西侧一处建筑工地发掘出了历代古井60余口,出土铜、铁、木、竹、陶瓷等各类文物3000余件。在一口编号为22号的古井里,共出土总数约17万余片,多达200余万字的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以往中国各地出土简牍的总和。这是20世纪继殷商甲骨文、敦煌石窟文书、西北屯戍简牍之后,中国文献档案方面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按著名考古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教授的话来说,走马楼简牍,“可列作世纪性发现”。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说:“70年代初,马王堆汉墓完好女尸及罕世文物的出土震惊了世界,吴简的发现再次让世界震惊。”为了保护这批让世界震惊的简牍,湖南省及长沙市决定建立“长沙简牍博物馆”,形成对走马楼简牍的保护、发掘、研究和整理。

而饶有趣味的是就在白沙古井的背后,则是日夜施工规模宏大的新世纪体育中心,2003年10月18日,第五届全国城运会将要在此召开。这是长沙人第一次成功申办的全国性大型综合运动赛事。它的旧场馆改造和新场馆建设将投资十数亿,占地600亩。单是其中的足球场,就由原来容纳4万人的场地扩展到6万人的标准绿茵场。白沙古井仿佛就像一位白髯飘飘的老人,见证着长沙的昨日,也要见证长沙的明天。

简牍博物馆再过去三四百米,是天心古阁。三国时关云长战长沙以及太平军萧朝贵战长沙,金戈铁马便都是在这古城墙下铺展开一片剑影刀光的。我上的浏正街小学就离此不远。

小时候,天心阁是我经常玩耍的地方。我有一个姑妈就住在天心阁城楼下的谢家塘。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要去姑妈家。我姑妈做的红烧肉是令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当时我们家住在藩后街,从藩后街到谢家塘,要经过东庆街、藩正街、柑子园、马王街、织机街、县正街、高正街,一路上可以见到现在长沙再也难见着了的补锅店、箍桶店、铁匠铺、染布坊还有炒货店和叮叮当当的白铁冷作坊。当然,最吸引我的是一路之上好几家摆满了小人书的租书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岳全传》这样一类的连环画,我就是在这些小小租书店的木板矮凳上一分钱读一本那么读完的。读得我脑子里成天晃动着穿铠甲骑快马舞流星锤或挺丈八蛇矛的人影。我在教室的黑板上和厕所的墙上不时地画着我心目中的英雄豪杰。我到现在都不能设想,一个少年的心中不装满英雄豪杰,他的少年时代会有什么色彩和惊奇。

很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到天心阁来。当然我的姑妈早已故去。我永远都吃不到那么好吃的红烧肉了。当年我们一放学就撒腿奔跑玩那些打游击和官兵捉强盗把戏的小街小巷也大半是荡然无存了,比方说吧:藩正街和柑子园。那些青石板的街面,留下过我们多少的欢歌同笑语。但我仍然喜欢在城墙上走动。伸出手来摸摸这些砖石,心境会特别浩渺也特别苍凉。这地方对我来说,不是长沙的历史,而是我自己的历史,生命个体的历史。只要我还有意识,这历史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朝北望过去,那里就是我念小学的浏正街,再过去一点点,是我前后住了十来年的藩后街。我妻子怀着我儿子何宽的时候,每天晚上八九点钟,我都跑到街口的粉店端一碗肉丝粉来给她打腰餐。 

(“打腰餐”是长沙土话,意思是在两顿正餐之间马马虎虎的对付一下肚子。长沙的街市上能给人“打腰餐”的小吃简直是多得不得了:臭豆腐干、兰花干、百粒圆、米豆腐、刮凉粉、葱油饼……) 

一个外地人,尤其他又是来自北方,到长沙来,吃了这诸多的小吃,他恐怕立即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个非常好吃的城市。这结论也许是严肃的,但也许是可笑的。谁知道呢? 

我对藩后街太熟悉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现在已不存在的藩后街48号的一张蝴蝶牌的缝韧机上,写下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苍狗》,写的就是这条街在文革前后的人事浮沉、白云苍狗。藩后街今天还在。可是当你走在街上,没有一张脸再是你所熟悉的,你不由得会想起古人那句有名的“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慨叹来。 

站在天心古阁的城楼上,极目送远,你会觉得长沙的景观真是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山、水、洲、城。这样的概括我好像是听别人说起的。但我认同此说。这么些年来,我也算是跑了大半个中国了,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一座城市像长沙这样,绕着“城”的,有“山”,有“水”,而且还有“洲”。这样的自然格局昭示了我一种舒展、自由、随意的人文性格取向。我的生活和我的文字,就附着在这样一种山水洲城的格局里,我觉得我自己真是适得其所了。 

“山水洲城”里的“山”,当然指的是岳麓山。它是方圆八百里的南岳七十二峰之最末一峰。最高处为海拔297米。山下是湖南最重要的文化教育产业区。湘省的一些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多汇聚于此。我的母校湖南师范学院也当然列在其中。不过,她现在改名叫湖南师范大学了。当年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常常在黄昏时同一位姓陈的同学散步,有时候我们就坐在抗战时牺牲于有名的长沙会战的原国民党七十三军阵亡将士公墓的长满青苔的台级上,有时候则慢慢向麓山上走去,一直走到白鹤泉或是云麓宫再折回来。山上的文物简直是太多了。从西汉以来,历朝历代几乎都有遗迹可寻。就中以爱晚亭、岳麓书院、麓山寺、望湘亭、唐李邕麓山寺碑、宋刻禹王碑最为有名。而近代史上的革命志士黄兴、蔡锷、陈天华、焦达峰、刘道一、禹之谟、陈作新、蒋翊武、黄爱等均安葬于此。草木青青,虫声唧唧,你只要一弯身,仿佛就可以随手握一把浸透着墨迹或血迹的历史。 

山上让我最留连的地方有两处:一是爱晚亭,一是岳麓书院。爱晚亭在清风峡的小山之上,为清乾隆五十七年即1792年时所重建,因取唐人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意而名。解放后亭子又修葺一新,“爱晚亭”的题额为毛泽东手书。亭的右侧有清枫桥,下面的小溪叫兰涧。

我儿子长到五六岁时,我常常带着他到兰涧的石头下捉小螃蟹。老小天真,嬉乐无穷。亭子的上方,有一座茶坊,就是到了现在,我也常同一些朋友在此喝茶聊天,偶尔踏着夜色上来,端坐山影里,直至通宵达旦,看山高月小,听水落石出,简直诗意盎然。我有时想,这样的生活,只怕唯有长沙的作家方是得天独厚吧。 

爱晚亭给人以轻松放任,岳麓书院则给人以端肃凝重。你只要看到朱熹写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只要看到乾隆所赐的“道南正脉”的沉沉木匾,就会不由得不生出一派肃穆之意。岳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当年南宋理学家张拭、朱熹在此讲学,从学者达千余人,时有“潇湘洙泗”之称,历千年而不衰,形成了植根长沙的深厚的学理传统和寻道情怀,以及后来经世致用的兴学思想。湖南近代史上的几个有名的人材群体,如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刘揆一、唐才常、沈荩、陈天华、杨昌济、程潜等,无不就读于这个岳麓书院。有外地的文人到长沙来,我总是情不自禁要带他们参观岳麓书院。我有时自问:这里是长沙人的文化骄傲吗?我寻思,长沙人好学成风的传统,长沙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毅,长沙人的道德铁肩和人格华彩,莫不与这座藏在云林深处的书院有大关系。也许,了解了这座书院,也就多少了解了长沙人的文化承传和精神内质。 

到了深秋,满山的枫叶红起来,是岳麓山最美的季节。从河东望过去,仿佛起了山火,真所谓隔岸观火,蔚为壮观。 

1982年秋天,我与我太太的第一次约会就是在麓山上。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她采了几片红透的枫叶带回家,把它作为书签夹在她的青春相册里。后来的几次搬家,那几片枫叶都给弄丢了。现在想起来倒真是有点惋惜。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坐在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我太太还轻轻哼了一首歌: 

晚霞中的红蜻蜓 

你在哪里呀 

童年时候遇见你 

那是哪一天…… 

这是一首充满了泱泱童心和温馨回忆的日本歌曲,歌名就叫《晚霞中的红蜻蜓》。那天,红蜻蜓就在脚边飞舞,而满山的枫叶也红得如同醉人的晚霞。当然,醉人的肯定不仅仅是晚霞。 我的头发是大学时代开始脱落的。上着课,一低头,笔记本上就是青丝几缕。那时候陈姓同学也开始脱落头发了。我们在岳麓山散步时,常常你在我的头上抓一把,我在你的头上抓一把,可笑地比试谁的头发究竟茂盛一些。现在,我在河东,他在河西,隔江而居,却很少有机会见面。陈同学毕业时留了校,现在已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了。 

我的小学、中学、及至大学,都是在长沙完成的。我的同学之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一般来说,我不太热衷于同学聚会。岁月在某些人的脸上刻下了太深刻和太复杂的印痕,真的,我不忍心看,不愿意看。我愿意的是在脑海里保留他们青春年少时的活泼天真,保留住他们的笑语和歌声。 

如果有人问“山水洲城”里什么与我的生命联系最为密切,我会告诉他:水。 

这条把我们的长沙城一分为二的湘江,是湖南最大的河流,流域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十分之四。从广西入境,一路滔滔,直下洞庭,然后展开歌喉,汇入长江雄浑蹈厉的合唱。 

我的小腿上至今有一条隐约的印痕。这就是湘江河给我的纪念。从小学时代起,每到暑天,我们就趿着拖鞋或索性赤着光脚,跑到河边上玩水。那时候还远远没有湘江大桥。那时候两岸往来还要坐半小时一趟的渡轮。我记得我特别喜欢听轮船的汽笛声。它贴着水面传得非常非常远,就像一只水鸟要飞到天的尽头。唐人柳宗元听到艄公的号子,就得到“矣乃一声山水绿”的千古名句,假如他听过湘江河上的汽笛声,必定会写出更动人的绝妙好词来。 

那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爬到趸船顶上,朝水里头跳,落差大约四五米。我的玩伴里有会跳前滚翻的,有会跳后滚翻的,有燕子剪水的,有猴子捞月的。可是我都不会。我只会一种叫做“炸弹式”的跳水法。就是眼睛一闭,两手贴放在并拢的脚上,像枚炸弹一样朝水面直落而下。有一回,我落下去的时候,小腿的当面骨碰到了一块暗藏水底的岩石。之后的一个多星期,我的腿上只能缠着纱布,一瘸一瘸来到岸上,帮在湘江河里游水嬉乐的伙计们看守衣物。而这样的事情通常是女孩子来做的。

    关于这条河水,我有太多太多的记忆。我在许多文字里都写到她。在《白色鸟》、在《苍狗》、在《老何的女人》等作品里,都情不自禁地写到过她。我的文字就像是我的手,轻轻抚摸着我脑子里头的那条湘江河。我把她写得尽量地美,是因为她不只是流淌在我们城市的河床上,她还流淌在我的悠长的生命回忆里。只有回忆,才能把许多的事物沉淀净化,让它呈现出最精致最玲珑的轮廓来。

   在我今年刚发表的近作里,就有一篇小说叫《河边往事》。写的是我年轻时候在工厂生活时的一些往事。我当年17岁就到工厂做工。我们的厂子就在湘江边上。整个暑天,我都浸泡在河水里。黄昏的时候,青年男女们出来散步,也都喜欢在高高的河堤上徜徉。风吹动着姑娘们的裙子,让我青春的身体暗暗骚动。我坐在沙滩上,看厂里的漂亮的女青工下河玩水,脑子里有一片关于幸福的想象。有一天的黄昏,工厂的汽笛凄厉地长嘶。这是出了大事的讯号。许多的人都朝河边上跑。堤岸上响起一片凌乱的脚步声。有一个下河玩水的姑娘淹死了。我到今天还记得她的模样。她是五车间的临时工。也许刚刚20岁,稍稍有点胖、白皙,与人相逢嘴角有和善的微笑。我还记得那索命般的汽笛声以及急迫焦灼的脚步声。我也记得吞没了一条年轻活泼生命的湘江河,最后的一抹日光跳荡在一小块江面上。仿佛一个人的眼帘在一点点闭合,最后沉入了无尽的睡眠。也许千百年来,她见到过的悲喜交集的故事多不胜数,不足为怪了吧。 

一个人在水边上生长,水就流在他的血脉里了。为什么沈从文的小说里有那么多关于水的一往情深的描写呢?为什么谭盾要创作《永恒的水》呢?我想,没有别的什么解释,就是因为他们是在水边上生长的。不管走到哪里,故乡之水都会沸腾在他的血管里,变成天籁,变成圣音,变成生存之上的一道诗意的彩虹。 大约六七年前吧,上海作家陈村、孙甘露去张家界参加笔会,途经长沙,短暂逗留。我和另一位长沙作家何顿邀了他们来到桔子洲,让他们品品从湘江河水里打上来的一种长沙人称为“黄鸭叫”的鱼。每年的夏秋之际,桔子洲沿江一线摆了百十家排档,专吃水煮黄鸭叫。 

这种鱼的学名叫什么,我问过一些人,都说不知道。但我知道这鱼是长不大的,最多长到半斤,喜欢在夜里咕咕地叫,其味鲜美至极。长沙人有过一阵像疯了一样,纷纷杀到洲上来吃水煮黄鸭叫。边吃边聊天,边聊边划拳,鱼香阵阵,人声沸沸,成为了长沙市井餐饮文化的一大景观。 

可惜陈村他们来的时候,这种热闹已经过去了。长沙人是特别爱凑热闹的。近十年来,仅表现在吃的方面,至少有过水煮活鱼热、蒸菜热、瓦罐菜热、水鱼热、常德菜热、邵阳菜热、永州菜热、四方坪土鸡热、新开铺农家菜热......而长沙人又特别爱新鲜,并且喜新而厌旧。所以没有一样热闹可以永远持续下去。 

这反而让我们得了清静,得了从容和舒展。澄碧江水就在脚底下任它流淌,两岸景色就在望眼里任它妖娆。仿佛湘江就是无边的餐桌,而苍穹则是巨大的帐庐。 

鲜美的鱼,壮阔的景,还有湘人把所有的菜都放得“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辣椒,以及湘人那近似辣椒的急躁性格,都给两位上海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三年后,陈村还在他的长篇新作里提到这次愉快的小聚,提到长沙人称之为“黄鸭叫”的鱼。当然,陈村更不会忘记像一叶小舟样浮在湘江河上的名叫桔子洲的地方。 

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海军司令肖劲光就是这洲上的打渔人家。洲上遍栽桔子树,州名因此而来。桔子洲的对面,河东六铺街江边有一处渡口叫朱张渡。公元1167年,理学大师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潭洲造访张拭。朱熹在长沙逗留了两个月。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展开。朱、张对理学中的诸如“中和”、“太极”等一系列命题,分别在河西的岳麓书院和河东的城南书院轮流进行讨论。因此两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朱张渡由此而得美名。站在洲上,朝东一望,还可见着灵官渡、妙高峰、猴子石等景观。说起来,这些地方莫不有着像朱张渡一样优美动人的传说。一个城市越是古老,她衍生的传说和故事就越是多多,这是简直一定的。

    沿着洲上的路,朝南,走到顶端,就到了著名的桔子洲头。青年毛泽东常常从东岸的第一师范游泳过来,在洲头歇憩,与他的年轻气盛的同志共同探讨革命真理,并在此填写了气势如虹的词章《水调歌头·长沙》。词中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句,昭显着青年毛泽东改造社会与世界的决心与气魄。站立洲头,极目云水相交处,人的心境会豁然开朗,神清气澹。我陪过很多外地的朋友到此一游。基本上人人都有同感。这让我想到,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才会思考什么样的大问题。毛泽东为什么那么喜欢横渡湘江选择桔子洲头来锻炼和休憩呢?为什么他在桔子洲头填写的词章那么豪放大器世无其匹呢?我相信,有些地方,是有着某种我们所不知道的磁场的。岳麓书院的楹联分明写着:“唯楚有材,于斯为盛”。不是某种磁场,何以于斯为盛呢? 


11年前,一位年轻的摄影家,为了搜集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艺术家的肖像,要出一本名叫《我们这一代》的有意味的相册,从深圳跑来找我和另一位长沙作家残雪拍一点照片。他到了我家里,拍了大半卷胶片,但始终没找到感觉。 


他对我说,他读过我的一些作品,总觉得我应当生活在古朴的小街小巷里,而不应当生活在现代鸽子笼一般的水泥楼房中。他让我带着他在长沙的旧街老巷里游走,最后,他在望麓园的一幢青砖黑瓦的旧院子门前拍下了这张照片。他找到感觉了。他的感觉就是,某个人,应当和某种生活氛围融为一体。作为一个长沙的本土作家,他身上应当浸透长沙古铜色的生活底蕴和气味。他是这样理解了我,也是这样理解了长沙。他在长沙的某个地方看见了我,也在我身上某个地方看见了长沙。


作为照片背景的望麓园,六号大宅,曾是毛泽东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也曾是我所工作的长沙市文联的办公地。文联后来搬到一个名叫惜字公庄的地方。你一听街名就知道,这一定也是一条长沙的老街。不过好景终不长,去年国庆,文联又搬家了,因为展览馆路要扩建,并由东向西拉通,惜字公庄正在规划的红线之内。现在,文联在青少年宫内暂时栖身,再过一两年,它就要搬到真正的新家,长沙正在兴建的占地4000余亩的体育文化新城去了。 


一个单位也像一个人一样,常常要搬家。但搬来搬去,仍在这片故土之上。搬家的过程也正是变迁的过程。而历史所有荡气回肠的旋律,无不是由变迁谱写而就。 


我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长沙人。我在这座城市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我的喜怒哀乐都与这座城市有关,或者反过来说,这座城市的喜怒哀乐都与我有关。 


上个世纪文革之前的每一年的国庆节,长沙的工农商学兵和各界群众都会上街欢庆游行。我被外婆的手牵着,总是站在解放路口上观看从面前潮涌而过的游行队伍。锣鼓喧天,爆竹震地,口号和歌声响遏行云。那种壮观的场面和热闹的气氛,让我雀跃不已,也让我记忆深远。 

年代或许会模糊,脸孔却永远清晰。所以我至今还记得那些欢庆队伍里一闪而过的洋溢着兴奋和热烈的脸孔,自豪而幸福的脸孔。现在,解放路上再也没有了游行的队伍。而另一种热闹却取代了我记忆中的性质完全不同的热闹。 


现在,解放路朝西的部分,几乎成了与北京的三里屯或上海的衡山路相仿的酒吧一条街了。入夜,这里霓虹灯闪红烁绿,所有的窗子通明透亮,年轻人的时尚而兴奋的身影被夜长沙一张张雪亮的嘴巴所吞没。他们喝可乐、橙汁、科罗拉啤酒,听涅般乐队的英文摇滚或是谢霆锋和周杰伦的港台流行歌,蹦迪、赌酒,聊着远远近近不着边际的话题。他们轻松、自由、无拘无束。他们沉迷地享受着这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感性而又物质的快乐。我也时常和朋友一起泡吧聊天。我希望我的生活也充满活力和朝气。但是年轻人的那种快乐我却始终进入不了。也许岁月给我的心里面留下了某些说不出来的凝重,以至于我的心情不可能像啤酒泡沫一样轻飘地飞扬在灯影声光里。但我羡慕这些年轻人,看着他们灿烂的笑容,我会不由自主记起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坐在解放西路的酒吧茶楼里,我还会想起这条街的变迁,想起我在这条街上看到过的另一些像葵花一样绽放着的笑容,想起牵着我的外婆的温暖而粗糙的手...... 


我儿子出生不到一年,外婆就去世了,终年83岁。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文革期间,她因成份不好被遣送回乡,受到诸多的屈辱和精神折磨。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她性格中的坚强、达观和善良。我相信,在我的精神和人格深处,一定留下了她的身影。 


1984年,我的作品《白色鸟》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写的就是我的外婆。读过这篇作品的人,会对小说中那个城里孩子的外婆所遭逢的厄运以及她的善良留下印象。我外婆死后,骨灰被安厝在河西的潇湘陵园。每年清明,我母亲和我妹妹都会到陵园去扫墓。我却很少去。我觉得,纪念一个人,是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外婆,经常出现在我的怀想里和作品里,我以为这就是最好的纪念。 


在我的记忆里,我外婆是长沙的街道妇女中做坛子菜的真正的高手。过去长沙家家户户总有在家闲着的老妇人,操持着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吃喝用度。在她们的一系列日常劳作中,有一样事情就是做坛子菜。她们在秋天里买来彤红的朝天椒,洗净晾干后在一只脚盆里把它剁得细细碎碎,然后敷上些盐,淋一点青油,塞紧塞紧在大大小小的陶的或瓦的坛子里,数天之后,或许就可以取出来吃了。这就是如今风靡全国的剁辣椒。如今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都会里,你都可以吃到有名的湘菜“剁椒蒸鱼头“。剁辣椒成了许多湘菜不可或缺的调料。为什么要大大小小的陶的或瓦的坛子呢?因为狠狠地剁它一脚盆辣椒,是要供一家子匀匀净净吃它一年的。旧时长沙的人家,堂屋屋角总是摆一线坛子,里头除了有剁辣椒,还有酸刀豆、酸萝卜、酸豆角、以及酸大蒜和酸蕹菜梗。泡这些酸东西的坛子长沙人叫酸坛子或浸菜坛子。坛子里面的酸水,往往比一个人的寿命还要长。有这样的酸水的坛子俗称老坛子。越老的坛子,泡出来的菜就越是爽口。我外婆的一只浸菜坛子,怕就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吧。 


我在全国各地跑,吃过长白山下鲜族人的泡菜,吃过嘉陵江畔四川人的泡菜,老实说,统统没有我外婆做的坛子菜好吃。她做的剁辣椒,即使放上一年,拿出来吃还是脆的,既不变腐,亦不变酸。这是很要有一点讲究的。如果她活在今天,她完全可以申请到一项剁辣椒怎样保鲜保脆的专利。 


我在一篇随笔里还写到过我外婆酿的甜酒。过去的长沙,几乎每年冬天都落雪。到了雪夜里,一家人围炉向火,家里的老人都喜欢煮一点甜酒来御寒,甜酒里一般要放几枚红枣、几粒干桂圆或是干荔枝,炭火里熬上一小会,就把搅碎的鸡蛋冲进去,然后分在碗里大家热滚滚地吃。要是过年时节,甜酒里还要放切成片的年糕,或者糯米糍粑,或者还有柿饼。一种渊源有自而又香醇滚烫的亲情暖意,被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所分享,形成了长沙人冬夜里的一种暖融融的民俗风情。 


长沙的街巷里,一年四季走过卖甜酒的人。他们挑着甜酒担子,走东串西,脑壳仰起来,大声喝道:甜酒哦,上好的糯米甜酒! 


仿佛不是在叫卖,而是在唱歌。就像坛子菜一样,我家里的甜酒也是外婆自己亲手酿制的。特别地香,也特别地醇,比街上买的上好的糯米甜酒都要好。每回吃甜酒时吐了红枣骨头,外婆都要拾起来,扔到炭火里。外婆说,红枣骨头可以烧得满屋子飘香的。她说得一点都不错。我记得儿时的冬天,我们家里整个都是隐隐约约着一种很奇怪的香味。 


在长沙,谁人家里没有这样的外婆呢?谁人家里没有这样的因外婆而带来的有香味的日子和有香味的记忆呢?


一个长沙人,在吃的口味上是极其顽固不化的。即使走遍天涯海角,到头来他还是会思念一小碟剁辣椒,思念几片臭豆腐干,思念肥肥的薰腊肉、金黄的火焙鱼…… 


2000年,我在北京办一份刊物,每到星期天,一觉醒来,我就会按捺不住,邀了同是长沙人的同事开车出去寻湘菜馆,最大的奢望,也不过是吃上一碗米粉。不过汤一定要是骨头熬的,粉一定要是手工切的,而且一定一定,还要佐上一小碟亲爱的剁辣椒!那可是天大的福气呵!  

从这样的生活细节上考察,你不难看出长沙人的某种性格特征:朝好处说是坚守,朝坏处说是固执。 


长沙人待客是非常热情的。过去是请到家里头,现在是拖到饭铺里。来大碗的肉,来大碗的鱼,仿佛所来的不是客,是梁山上的李逵与鲁提辖。 


长沙人也是非常里手的。“里手”是长沙方言,意为内行。于是长沙人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地上的事情全知道。一个外地人和长沙人聊起天来,会发现长沙人对任何事情都要发表一堆相互矛盾而且说过之后迅速忘记的见解,脸上还挂满了自信的笑容。  

但长沙人也是火辣辣的,掏肠子掏肺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旧时有人把长沙人叫做“长沙骡子”,意思是长沙人为人做事都有一股骡子样的倔劲犟劲霸蛮劲,不撞南墙死不回头。这都是长沙人可笑的地方,也都是长沙人可爱的地方。


   全世界都有长沙人,长沙人在全世界都坚持着自己的可笑和可爱。 


长沙有一段花鼓戏,全中国的人都知道唱,就是《刘海戏金蟾》里的段子:  

胡大姐你是我的妻罗, 


海哥哥你是我的夫罗, 


走罗嗬,行罗嗬,  

走罗嗬,行罗嗬…… 


热闹、欢快、情高声亢,这就是长沙人的花鼓戏,也正是长沙人的性格脾气。 


长沙还有一首民歌,也是唱得全世界都知道的: 


浏阳河, 


弯过了几道弯, 


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什么村, 


出了个什么人世界把名扬嘛伊呀伊子哟…… 


这是长沙人歌颂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一首歌。长沙人对曾在长沙求学奋斗、从事革命、并牺牲了自己至亲的毛泽东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并为他骄傲和自豪。长沙人怀念所有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的人。 

我是一个喜欢四处走动的人。这么些年来,我总是从长沙往外面跑,怀着结实的心跳,张着好奇的眼睛。我在很多的地方都居住过。我喜欢在不同的地方观察和感受不同的人群。我被许多城市的不同于长沙的新鲜生活所吸引。这个时候,我会在对比之中觉得长沙人的生活格局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论到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毕竟多少有些老旧。它太重于消费而疏于生产,太重于享乐而疏于创造,太重于市井快活而疏于精神聚敛。也许,现在的长沙人和他们的前人如共和国缔造者中的长沙藉的领袖们相比要缺少一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气魄和开天辟地的精神。长沙人的文化传统在新世纪里尚未爆发出强烈耀眼的生命光焰和创新潜能。它似乎尚在沉睡之中。好多回从首都机场下飞机,经过机场高速路,看见英特尔公司巨幅芯片户外广告:“给世界一颗奔腾的心”,我就默默祝福:在一个迎接光辉未来的崭新世纪里,愿所有的长沙人,都有一颗奔腾的心!愿长沙人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轰轰烈烈奔腾起来! 


也许,我是拿太高的标准在要求生养我的这座千年的古城。事实上,一个离开故乡很久的人,会发现长沙变得十分陌生而又新鲜。去年,我的一位于1994年移民去美国德克萨斯的朋友奔母丧回到长沙。我带他去造访故交旧友,结果发现一大半的人根本找不到。原因就是这些朋友的住地均已拆迁。眼前之景,全是新建的阔路高楼。莫说是他会迷失,就是我也每每脚下有路识不得。这些年,长沙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长沙甚至成了长沙人自己的迷宫。 

我念小学时班上有许多同学住在浏城桥和桥下的铁路旁,那时我们常常在桥下的同学家里做作业。火车从门外经过,震得门窗都兴奋地响动。做完作业我们一窝蜂跑到桥上来买东西吃。桥上有许多的小摊小贩,摆着龙脂猪血、红烧猪脚、麻油捆鸡、摆着炸得香喷喷的糖油粑粑和红薯粑粑。还有无其数的炒蚕豆、炒川豆、大红袍和兰花豆……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包括古老的浏城桥和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明晃而弯曲地伸向遥远童话的铁路,包括那些小摊小贩和他们的永远馋人的小吃,包括昔日那些同学的闭着眼睛都能穿进飞出的家门,包括火车经过之后停泊在门前的久久不飘散的烟云…… 


现在,这里成了长沙横贯南北的芙蓉路。现在,这里四处是写字楼、商场、超市、高档住宅楼以及酒店。当我在写作第一部中篇小说《苍狗》的时候,我提到了这条路。但那时,它还仅仅只是一个规划,一个梦,一个未来。但如今,生活的现实热流已在其上滚滚流淌了。 


我为此兴奋,也为此惘然。但我也始终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古人在诗里面吟叹过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我在任何地方都随遇而安。我喜欢新鲜又陌生的生活。这是因为我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广泛生活阅历和丰厚人生经验的人。然而,不管怎样,我在外面呆久了,都会特别想念长沙,想念我的亲人和朋友。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地交界的地方,湘江河的东岸上,有一座山叫昭山。相传因周昭王南征至此而得其名。 


我小的时候,在摇蒲扇歇凉的街坊邻居老人口里听说,长沙人不论走到天涯海角,最后总是会回到故乡。原因就是有一个昭山矗在那里。“昭”同招手的“招”。于是昭山向每一个游子招手,像一位深情呼唤的慈母。谁又能拒绝慈母的呼唤呢?所以,我总是回到长沙。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怀乡病。长沙的生活氛围,长沙的衣食住行,长沙的山水洲城,其实是我身心依存的所在。 


一条鱼,不管能游多么远,最终会选择一口塘来栖身。我想,无论我的生活半径有多大,我的圆心始终仍是我的故土长沙。我相信,像我这样的长沙人,必定是非常非常之多的。恋恋长沙的又岂止是长沙人,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在他抱定了以死殉国的决心之后,留给世人的绝笔之辞也都是《怀沙》。怀沙者,怀念长沙也。当然,怀念的,还有先人,还有故国故土。这位即使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最伟大的诗人的屈子,其生命的最后足迹也留在了长沙一带。公元前278年初夏,他自沉于长沙东北的汨罗江,实现了《怀沙》中的“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的终极理想。 


在长沙,我有许多的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层面,来自不同的生存领域。他们可能是生活的成功者,也可能是生活的失意者,但他们大多是一些非常有趣的人。我从他们身上总是能感受到一些我自身所没有的东西。 


郭晓鸣,1964年下放在湘东南偏僻山区江永的老知青。顽固的艺术痴迷者。他的外公曾是孙中山的侍卫副官,也是有名的“文夕大火”时的长沙市市长。他在天心古阁旁边开了一家“知青酒楼”,像梁山上的卢俊义一样,在酒楼里接待过全国各地的知青朋友。他还成立了一个“湖南老知青艺术团”,三天两头在酒楼里排练节目,到各个地方演出,并拿了一堆奖品回来。他的酒楼并不赚钱,但他仍然以自己的财力支撑着,并以开这样的酒楼为荣。他在一群年过半百的昔日知青的蹦蹦跳跳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乐趣和精神温暖。我经常坐在他的酒楼里,看他和他的战友们排练节目。我有时候十分感慨,觉得一个人只要有某种精神信念,他是永远不会老去的。 


    罗奇,长沙最传统的商业街中山路上的“四维商场”的老板。白天睡觉,半夜里呼朋引友,在他的家里或是他随时想起的任何一个地方喝酒聊天。喜欢读书,喜欢豪饮,千金散尽,广交朋友。是一个极为爽气率性之人。且又极富正义感与同情心,见人有难,必解囊相助。在他身上,你能感受到长沙人性格中豪放慷慨、肝胆相照的一个面。 


陈广生,我现在的街坊。曾当过知青,返城后夫妻二人无正式职业,带着一双儿女,拖过板车,卖过黄泥,挑过土方,开过锯字社、饭铺、粉店、甚至干过疏通下水道和屋顶防漏之类杂七杂八十来种养家糊口的活计,靠着一步一步挣扎奋斗,现在在我所居住的红旗小区开了一家小超市,成了我们这条街上非常殷实的人家。这个仅念过初小的花白了头发的人,几年前忽然一天找到我家来,居然要拜我为师,圆他从小有过的要当一个作家的痴梦。后来,他果然出了两本书,还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他白天忙生意,晚上读书写作。没事时,坐在店堂前,拿把胡琴当街拉出《赛马》和《喜洋洋》来。这个能吃苦的人,这个能把一切梦想变为现实的人,这个乐天向上深藏着狡黠和智慧的人,成了我的好朋友。假如我有什么苦恼,就坐到他的店里来,听他拉拉二胡,冲天打几个哈哈,心情立即就要多云转晴了。 


我有一些文章,就是写的这些朋友,这些命运不一,性格不一,但统统有趣有味的长沙人。我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时候,与其说有时是想家,还不如说是想念这些朋友。我的生活是不能缺少这些朋友的友谊和温暖的。


    1986年,我曾到属于长沙的浏阳大围山乡挂职体验生活。浏阳是世界著名的花炮之乡。这里的农家,做起烟花炮竹来,个个都是能工巧匠。浏阳也是一个充满了传奇故事的革命老区。近现代出过许多了不起的志士仁人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谭嗣同、焦达峰、陈作新、田波扬、潘心源、李白、胡耀邦、王震、王首道、李贞、李志民、宋任穷、杨勇、唐亮……他们都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革命者。他们用自己一生的生命推动着中国革命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我在这里生活的时候,这里还非常贫瘠。那时我到县城里去,县城还十分破旧萧条。印象里在县城的街上吃饭,冷清的饭铺门前几条瘦狗走来走去,仿佛丈量着寂寞和孤零。几个月之前我和作家王跃文到这里参加文化局举办的一个活动,十多年不见,浏阳变得完全陌生了。当我在商业步行街漫步的时候,当我看到那些世界著名的商品广告闪烁在大大小小的商店门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浏阳现在有了自己的烟花节。浏阳的烟花在全世界燃放,璀璨着五洲四海的夜空和节日。去年,在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的中国股市,忽然冒出了一家令人瞩目并受到市场资金热烈追捧的新兴的上市公司,她的股票名称异常响亮:浏阳花炮。以做花炮而上市的公司,其行业概念在全世界都罕有,她真的如一只奇异的花炮一样,从浏阳升起,绚烂地绽放在中国股市的上空了。 


我没有时间到我曾挂职的大围山乡去看看,但我听说那里已建设成了名头越来越响亮的旅游渡假区,并如同张家界一样,被列入国家森林公园。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沉睡的资源已被开发,革命老区在新世纪里要改变昔日落后穷困的模样了。也许,这才是对那些志士仁人和革命先辈的最好的告慰吧。 


1997年,我也曾在长沙的友谊商业集团挂副总经理职体验生活,为时一年。我的办公室在东塘友谊商城的四楼。我经常和老总胡子敬以及一些部门经理一起出差,参加各种各样的商品订货会。一晃,几年过去,我在友谊集团挂职的时候它属下只有两个卖场,年营业额也才七八个亿,而现在,它成了湖南省最大的商业集团。它不断地并购、扩张、改制、发展,如今拥有了八个大型卖场,经营场地规模扩展到了13万平方米,年销售达22个亿。它已改名为友谊阿波罗商业集团,光荣地跻身于中国500强企业。我每次经过它的商场和超市,看到人气旺盛,生意兴隆,一种与己有关的豪迈感便油然而生。 


两处挂职体验生活的地方一城一乡,如今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感到极为欣慰。长沙,这座古老的城市,当然也有这样那样的落后和庸俗,有这样那样的困惑和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它是随着这个时代阔步前行了。它不能和北京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比,但它作为我国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城市,完全可以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闪烁自己既古老又年轻的独特的魅力和光芒。 


我父母的家就在黄兴路最南端的南门口。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带着妻儿去看我父母。从前从南门口朝北至司门口,是旧长沙最繁华的商业一条街。老字号的布店、绸料店、米店、酱园、鞋帽店、南货店、海鲜铺、五金店等等排满了街道两旁,人潮川流不息,摩肩接踵,好不热闹。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唱一首“莲花闹”: 

南门口,南门口, 

前面汽车压死狗, 

后边又喊抓扒手…… 

足见旧时的南门口,除了热闹,还有混乱与不安。而司门口呢,“马日事变”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被国民党屠杀在这里。这里是闹市,1927年3月28日,曾在长沙领导过工人运动的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被国民党凶残杀害,并将其头颅悬于司门口示众,以吓唬长沙的老百姓。我小的时候,从大人口中听说过许多关于郭亮烈士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郭亮带兵抓郭亮”。说的是他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勇和机智。他是我们长沙望城人,也是不少长沙老人心目中的传奇英雄。 


我父母于去年搬迁了。因为他们的家正在政府旧城改造的规划红线内。政府将从南门口到司门口的旧商业街进行重新扩建,现在这里成了一条宽敞的、像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一样的充满了现代气息的商业步行街。也成了长沙商业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我父母都是老长沙。父亲还在省立一中也就是我的母校长沙市一中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其中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我父亲在1949年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在《新湖南报》上发表了他的意气风发的新诗《国旗颂》,真诚而热烈地讴歌五星红旗和解放了的晴朗的天空。他从来没跟我提起过这件事。我是在读大学时有一回在图书馆查旧报刊时偶尔发现的。他当过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长沙晚报社的党委书记,在他离休之前,他做的工作就是为长沙市编撰市志。他也是这座城市历史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这是我父亲摄于1948年8月的一张旧照片。蓝布学生装的胸前别着的便是省立一中的校徽。那一年他才17岁,正在念高中二年级。半年之后,父亲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此之前,他当过学生进步组织“移风社”的社长。是当时学生运动中的骨干份子。有意味的是那时年轻的父亲眼睛已经近视,但拍照的时候却没戴眼镜,目光深沉而有神。他为什么不戴眼镜呢? 


正如照片右上角的题字,这张旧照摄于1965年国庆。当时我是浏正街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两个妹妹也都在浏正街小学念书。大妹低我一年级,小妹低我两年级。我父亲不在照片中。因他当时正在衡阳搞社教,是社教工作队的队长,忙得连国庆假期都回不了家。所以这是一张少了一位家庭主角的不完全版的“全家福”。我母亲留着那个时代女干部们都时兴的短发,脸上也展现了反映那个时代精神的笑容。她当时在市政府里管理档案和文件收发。喜欢唱“麦苗儿青来菜花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还喜欢唱“马儿呀你慢些跑哎慢些跑……”而我是少先队的小队长。因此相比两个妹妹我脸上的骄傲显而易见。 


我记得我们母子四人在长沙的云芳照相馆照完这张照片后,去了坡子街上著名的火宫殿。这是毛泽东回家乡时最爱吃臭豆腐干的百年老店。那年头,有臭豆腐干吃,有红烧猪脚吃,有八宝饭和猪油烧卖吃,乃是莫大的幸福。1965年的国庆,我们母子四人就享受了这莫大的幸福。时隔八个月,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从天而降。这张照片上的所有的笑容全都零落成泥碾作尘了。莫大的幸福成了漫长岁月里偶尔闪现的一星回忆。 


在南门口生活了三十年,我父母终于搬家了。有几分眷顾,有几分依恋,但最终是有几分坦然,几分欣慰。他们一生搬过好多回家了。然而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长沙。只要在长沙,什么地方都是好。他们有他们的亲人、同事、朋友、加上我父亲喜欢下围棋还有许多棋友,他们更有他们对逝水流年的回忆和对子孙后代的期望,他们过得平和而充实,健康又快乐。 


而我也快要搬家了。日光流连,我也算是上了一点年纪了。人上了一点年纪,会经常产生回忆。在我的回忆中,最多的是古城长沙的人与事。我想我会用一支笔来好好记录这些人与事,记录我们这座城市的呼吸和心跳,记录它的历史的风云和现实的波澜。作为一个本土的作家,这都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我要把长沙的岁月留在方块汉字里,留在纸上,让后人更多更感性地了解自己的生息之地。麓山巍峨,湘水北去,星移斗转,岁月奔流。我想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粒时空中的尘埃,但是我的长沙却永远不会微不足道,她历千年而不衰,并将越来越年轻,也越来越辉煌。对于她,我内心深处,永远地,只有祝福。 


现在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我觉得其实都是互相在抄袭,你从南走到北走一趟会发现,城市的个性、城市这种有文化特色的建筑语言正在逐渐消失。它的个性、它的文化、它的传统、它的一目了然的城市特定的氛围正在消失。 


如果用一种声音来概括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长沙就是花鼓戏的声音,花鼓戏是非常热闹的,它的主要乐器是唢呐和锣鼓,所以唢呐一吹乌哩哇啦,锣鼓一敲叮叮咣咣,它代表长沙人性格中的这种热闹,这种火辣,这种干什么事一窝蜂。全都在这种声音里面,我觉得有一种很明显的体现。这座城市就这么一种声音,音乐家谭盾到长沙来采风,有一个记者问:长沙什么声音你感兴趣,他就是说弹丝浪的声音,弹丝浪是长沙的土话,就是死了人以后,摆个灵堂,晚上就在那吹拉弹唱,好像为死者驱赶寂寞,生者赶个热闹,这种声音非常能代表长沙给我的印象,我走到世界各地,听到这个热闹声音,我就能想到长沙。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长沙的话,在五颜六色的里面可能找不到非常确切的这么一种颜色,它是水的颜色,水按说是无色的,但是生活中的各种颜色,它又能投射到水的里面,折射出各种颜色。我觉得水就是长沙人的颜色。就像孔子说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是说水有一种代表岁月的流动感和沧桑感。我觉得水是无色的,但是它也是有色的。 


我小的时候,夏天老人们、小孩们都是把竹床架到街上,当街摇着蒲扇,睡一通宵,老人们就会说很多的故事,从老人的口中,就听到这么一个故事:说长沙人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最终会回到长沙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长沙的南边和株洲湘潭交界的地方,也在湘江河的东岸,有一座山叫韶山,相传就是周召王南巡的时候到过这里,所以这个山就叫韶山,但是这个“韶”中有个“召”字,从声音上、字形上和字义上都有招手的“招”的意思。“招山”就是招手的山。湖南长沙有一座山,就像慈母一样地向游子在招手,这个人不管走多么远,最终是要回到长沙来的,这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在竹床上听老人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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