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合理限度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超过合理限度。

　　文章中写到，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

　　文章指出，这种状况说明，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

高收入者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

　　据统计，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

　　文章中指出，目前中国在再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对调节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机制不到位。

　　文章写到，当前居民收入方式日趋多元化，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股份收入、资本收入、房屋出租收入等，政府却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建立有效的收入监督及控制体系。同时，由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使得本该成为纳税主力的高收入阶层却往往成为漏税逃税大户，而不该纳税甚至应该成为政府补贴对象的中低收入阶层却成为了纳税的主力。

　　据统计，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在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税比重的80%以上。中国这种税制安排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税收本应起到的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警惕“年终奖”成收入差距“放大器”

　　来自智联招聘发布的年终奖特别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已有61%的用人单位发放了年终奖，在对拿到年终奖的白领调查中，有近半数人表示对于年终奖的数额并不满意，近四成人年终奖数额在2000元以下。

　　大多数工薪阶层在期待这一中国传统的辞旧迎新节日的同时，也在期待着能收获一份与自己付出相称的 “年终奖”。根据报道，全国已有61%的单位发放了“年终奖”，过半的靠工薪维生的劳动者应该已经收到了这笔年底奖金。

　　按照道理，收到“年终奖”红包，有了过节的“下锅之米”，工薪、白领们应该皆大欢喜才是，何以近半数人却对领到的年终奖表示不满呢？“人心不足”固然是人性中难以避免的缺点，收入总嫌低，拿钱还不满，也很容易被归咎为上述心态使然。但是，近半数人对年终奖数额的不满或许还不能简单下此结论。

　　近日，南京一家媒体对于当地不同行业“年终奖”做了一份摸底调查显示，部分证券公司的年终奖相当于8-20个月的工资，几乎超过了全年年薪，年终奖数十万元并不稀奇，一位基金公司的前台接待，年终奖也达到了16万。银行业等金融行业也大多如此。国有垄断企业的中层以上经理，年终奖达到数十万也是家常便饭。与此同时，软件等高科技行业人员的年终奖因与企业绩效挂钩，少的几千，多的也顶多几万。而大多数行业的年终奖则极不丰厚，几百元的超市购物券，低于2000元的额度构成了大多数工薪阶层拿到的“年终奖”。南京的年终奖分配格局，恐怕也多少能够折射出全国的形势来。正所谓 “不患寡而患不均”，年终奖差距如此天壤之别，或许才是近半数人对于“年终奖”不满的真正缘由。

　　事实上，收入分配的格局究竟是呈现中间大两端小的“橄榄式”健康，还是成为两头大的“哑铃型”和谐，实在是个无需讨论的常识。但是，如今的收入格局已经隐约呈现出高者愈高，低着愈低的格局，“年终奖”非但未能将之柔化，反而有使之加剧的趋势。当部分高收入行业的年终奖绝尘而去，大多数工薪阶层收入却仅以低于CPI的速度蜗行时。“年终奖”加剧和放大“收入差距”的趋势无疑值得警惕。

目前的收入差距已不利于经济增长

　　中国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热点，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权衡看来，中国收入差距整体上看的确在扩大，而且目前的差距已不利于经济增长。

　　权衡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说，中国收入差距情况很复杂，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城市内部、农村内部等多个方面，虽然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抑制收入差距拉大，但客观上仍在拉大，而且在发展中国家里，属于短时间里收入差距拉大比较快的。

　　权衡认为，人们往往关注收入差距，其实还应该注意消费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不同的消费水平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福利改善程度。而包括公共教育、社会保障、政府转移支付等在内的公共服务差距在城乡之间比较突出。

　　至于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在基尼系数之外，权衡提供了三个衡量收入差距的补充性标准，包括经济增长标准、收入流动性标准和社会心理承受力标准。权衡认为，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已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内需不足与中低收入阶层储蓄率居高不下密切相关，而且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并存，投资引起通胀，消费萎靡造成通缩，必须引起重视。

　　收入流动性标准往往不被人重视，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差距也很大，但它们收入流动性大，社会依然平稳。权衡举例说，看收入流动性，不是看一年，至少看五年，五年内穷人是否收入有明显的改善，收入流动性快意味着机会公平。同时，一定时期内普通民众对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力也能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标准。

　　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权衡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政府要加强对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将收入分配差距作为宏观调控重要内容；建立中低收入者收入正常增长机制；消除一些不合理因素，取缔一些不规范收入，减少非正常收入；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也要向社会保障、就业、医疗、贫困人群等倾斜，加大力度。

城市“富可敌省”背后更应关注人均收入差距

　　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经济规模上的“贫富差距”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真正应该高度关注的是地区间人均收入层面存在的问题。

　　广州的GDP10倍于青海，东莞、苏州等城市的实力也超过西部的一些省份，这一最新统计数据引来舆论关注。

　　一个城市富可敌省，这是经济规律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城市内，商业活动也是会自然地集中在少数区域，你看再小的城镇都有个自己的小小“商业区”，就在最热闹的地方，在过去往往是城门口或十字街口。

　　不同地区在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差距是客观事实，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了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差异。但在生产要素，如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收入就存在缩小的趋势。所以，一个最有效的促进收入增长的政策是经济自由化政策，最有效的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也是经济自由化政策。因此，在对待“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在下列几点达成共识。

　　政府可以通过积极推进限制人口流动的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要给予人民自由选择居住和工作地点的权利，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要让人民能够自由地配置自己拥有的人力资本，拥有实现个人收入最大化的机会。“积极”的含义就是要求各级政府要主动地推进改革，而不是被动地在社会压力下进行“挤牙膏式”的改革，不要让人民等得太久，不要让人民呼吁得太辛苦。

　　各级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那些妨碍投资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壁垒，使这些经济资源流动到能够获得最优回报的经济领域和地理区域。

　　这就需要努力消除不同地区间在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比起各种优惠政策来，投资者更需要的是透明、高效的政府管理系统，只有这样的管理系统才能够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如果能让人民自由决定生活、工作之所，许多地方就会变为人口相对稀少的地方，我们就不用对这些地区进行刻意的经济开发了，总的经济规模小不一定意味着收入水平低，更不意味着生活质量低，这些地区少量的人口从事符合具有地区比较经济优势的产业，如农牧业、旅游观光业，同样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高的生活质量，这样做是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活动的，这是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