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林故居竟成瓦砾 闹剧缘何上演?

经过持续2年多的“拆迁”与“保护”的拉锯战,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终究没能逃脱碎为瓦砾的命运。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网上一片哗然。早在2009年,梁林故居被拆一事就因得到职能部门干预而被叫停,但为何时至今日还是实施了拆除? [详细]

  有一种工程叫"维修性拆除"

  27日晚,东城区文委向市文物局递交的事故调查原因显示,开发单位考虑到故居房屋腾退后,因陈旧、几经翻建、无人居住等原因,易出现险情,因此进行了维修性拆除。(1月28日《新京报》)

  不愧是“文委”,把“梁林故居”被拆一事解释的峰回路转。好一个“维修性拆除”,“拆除”是为了“维修”,破坏文物变成了保护文物。但事实果真如此么?

  如果光从字面上理解“拆除”,可以解释为彻底拆除或部分拆除,但按照“维修”的要求,必然是部分拆除。而梁林故居所在地,房子已经基本被拆掉,只剩门楼旁一小间。门楼的屋顶只剩几根房梁,从门楼走进去后可见一片残砖烂瓦。这样的“拆除”,对应的不应该是“维修”,而是重建。举个例子来说,家电维修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如果谁送修了一台电视机,隔日去维修店一看,只剩下电视机的一块后盖,结果还称得上“维修”么?[详细]

  先拆后建就是一场闹剧

  “修缮”变“复建”,即先拆除又复建,这是想干什么呢?互联网上有人撰文指出,这是吃饱了撑的,是钱给烧的,是拿政府和法律的信誉开玩笑。

  但是,笔者觉得更多的中国人应该更关心这个问题:在官方禁令和法律威慑下,居然都敢拆除身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如此“金牛”到底是什么单位呢?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纵观近日的有关新闻报道,皆是“拆除单位”、“开发单位”、“建设单位”一类的高深莫测之表述。某些玄机,也许就在其中。譬如,有关部门是否跟“蚕食”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金牛”在桌面底下达成了某些“交易”:我们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们就先那样干着,要是实在不行了你们就来个“重建”?[详细]

   "梁林故居"被拆的命运是谁酿成

  在时代大潮的汹涌激荡下,活着的梁思成保护不了北京的城墙;在商业化大潮的侵蚀下,已故的梁思成更加无法保护自己曾栖身的故居。据悉,2009年“梁林故居”将要拆除的消息曾一度引发社会重大质疑反对,国家文物局出面表示“梁林故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应申报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北京市相关部门也曾作出种种努力;2010年1月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透露“梁林故居”已要求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直到10月“不可移动文物”还在认定中,2011年1月东城区相关部门仍表示将原址恢复修缮,然而如今还是被无情拆除。

  当然,文物保护陷入困境,与文物保护费用匮乏等各种因素密不可分,但更重要的是文物保护意识淡漠。由于文物保护与政绩挂钩不大,而且即使做出成绩也不容易为上司所知晓,那就不如盖座大楼、建个广场、搞场庆典来得实惠,毕竟这些是实实在在的政绩,看得见摸得着。然而,漠视文物保护的危害,比少搞十座大楼、百个广场、千场庆典都要严重。文物被损毁,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是一座古建筑一本古书,更重要的是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也在一丝丝流逝,这对国家和民族是致命的。失去文化内涵,国家和民族就失去了精气神,这是很可怕的。面对此危机,不仅居庙堂者要在其位谋其政,处江湖者也不能独善其身。毕竟文物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需要各方戮力保护。[详细]

  时至今日,谁能相信“就地重建”真会落实,或即便落实,不会成为沾满铜臭气息、为虎作伥的假古董? 当务之急是严厉处罚强拆责任方,并公开、透明、公正、依法追究台前幕后的相关单位、个人,理清牵扯其中的利益链条,重塑反强拆和文保的公信力。往事不可谏,但北京城还有众多的文物古建,以及比这些多得多、同样随时可能面对强拆威胁的普通民宅。[详细]

  北京近1/3名人故居已被拆除

  统计表明,北京近1/3名人故居已被拆除。《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显示,北京308处名人故居中,有3处被列为全国文保单位,有40处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有33处被列为区级文保单位,有43处被列为保护院落或普查登记文物项目。其余189户暂未列入文物保护项目,其中97户已被拆除。

  2003年,北京察院胡同23号,已有200多年历史,著名诗词学者叶嘉莹家族私宅被推土机铲平;2005年,孟端胡同45号,曾被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称作四合院“上上品”的清代果郡王府遭连夜“迁建”;2007年,平坦胡同,北京宣南古城区的名人故居在拆建中大量消失,京剧“四大名旦”荀慧生故居、京剧“四小名旦”张君秋的故居、奚啸伯的故居、明代谢枋得祠等都未能逃此劫难。[详细]

  故居保护要多点科学性

  对于公众强烈呼吁多年应予保护的“梁林故居”,最终难逃“拆除”命运原因诸多。一方面与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滞后与乏力有关。《文物保护法》中对“文物”界定的范围明显过窄,类似的“名人故居”如果不经当地文物部门提出“文物认定”申请,这样的故居就基本上不在法律的“保护”之内,就属于“良心”的范畴了。譬如从2009年1月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透露,梁林故居已要求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具体程序要由北京市文物局作出。2010年10月媒体报道说梁林故居纳入了第三次文物普查新登录项目,至今被拆除,该故居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仍在进行中,就足以说明法律保护“故居类”文物的缺位。

  但在我看来,一些古迹或名人故居类文物之所以保护不力,还与保护的着眼点和方式欠科学有关。我们都知道保护濒危动物有一个“种群效应”,也就是说越是成种群或有适当生存环境的“种群”越易于保护,有着历史沉淀的古文物建筑或故居同样如此。单不说“恢复重建”能不能找回旧文物的“韵味”,即使是“找回来了”,其保护之难、其现实意义恐怕也不容乐观。假设,在公众呼吁之下该故居“没有被拆”或“重建”了就“安全”了吗?试想,一个“孤零零”的“梁林故居”“蜗居”在高楼林立的“钢筋水泥”丛中,会有多大的人文历史价值?不可否认,价值当然有,但一个“故居”的价值不仅是古建筑本身,它还应包括周边环境、周边建筑、道路、树林等等因素吧?所以,我认为从本质上说,即使“勉强”留下了“梁林故居”,它今后依然还会在“现代楼丛”的“包围”中岌岌可危。[详细]

  国外城市遗产保护经验启示

  什么是城市遗产?简单地讲,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历史街区以及传统街巷等,就是城市遗产(urban heritage),或者说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建成环境遗产(cultural built heritage)。需要说明的是,正如1975年欧洲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所指出的,城市建筑遗产“不仅包括品质超群的单体建筑及其周边环境,而且包括所有位于城镇或乡村的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地区”。城市遗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城市遗产,包括在城市行政辖区范围的所有文化遗产(有形的和无形的、列入保护的和未列入保护的)和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自然景观等);狭义的城市遗产一般包括:历史建筑及其周边环境;城市内的历史地段,如历史中心区、传统街区、工业遗产地段等;历史城区,包含公共空间、街巷肌理等在内的历史性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

  世界各国对于本国已故名人留下的遗迹都悉心保护。如在德国,马克思故居以及他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就仍保存了原有风貌,前往观赏的游人无数,德国国民也引以为自豪。在奥地利,莫扎特的故居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故居还不定期举行音乐活动,以扩大其文化影响。[详细]

  意大利对文物的保护有许多先进经验。对于一些历史名人遗迹,意大利在总体保护方面实行国家、大区(相当于我国的省)、个人三方共同保护,为修复后的房屋找主人(相当于领养人),让他们使用并出资保护;在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经费的投入方面,国家、大区、个人共同投资,并发行文物彩票上市销售。[详细]

一座又一座名人故居在“城市规划”的建设性破坏中灰飞烟灭,这中急功近利的短视弱智行为为何在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背景下,依然大行其道?追根溯源,其背后的利益关系和监管漏洞不能不让人惊心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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