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彭文（彭援华）

彭文，原名彭援华(1905-1994)，湖南岳阳人 。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经组织批准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后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起义后按组织安排，从事党的地下斗争，统战、工运等，抗战时期担任中共岳阳中心县委书记，1944年到解放区工作，直到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彭文曾任北京师大女附中第一任校长、国家教育部副司长、上海市教育学院副院长等职。1994年病逝。

【黄埔女生彭援华】

（电影《建军大业》中，由冯文娟扮演的彭援华  资料图）

彭援华又名彭文，家居岳阳城区颜家巷(今3517工厂内)。其父彭承念系同盟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上世纪20年代初，曾开办进步书店，传播进步思想。读书期间，彭援华曾在岳阳贞信女校与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多次参加学潮。1925年秋，她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三·一八”惨案后，她在女师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她回家探望父亲。8月，北伐军攻占岳阳，因路费难筹，遂不再返校，乃投身国民革命，任岳阳县妇女联合会主席。1926年11月，获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收女生，经中共岳阳地委书记刘士奇出具介绍信，与表姐陶桓馥及肖凤仪、肖凤文两姐妹赶赴武汉，考入该校女生队，并当选为军校特别党支部委员。

1927年7月初，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阴谋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即将破裂。党组织为保存实力，决定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一部分调往外地工作，一部分去苏联学习，一部分去叶挺与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中工作。军校女生队指导彭漪兰通知彭援华，党中央决定她们两人去苏联学习，第二天就走。因当时武汉至上海暂不通航，先到九江，再从九江转轮去上海。船到九江后，二人突然发现许多军校领导与女生队学员正准备去南昌，出于革命热情，二人毅然放弃去苏联的机会，随部队到达南昌。到南昌后，二人被分配到周恩来为领导的前敌委员会，参加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写标语口号，担任通讯联络等。

南昌起义后，部队按原计划退出南昌，进军广东，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而后再举行北伐。8月19日，前委将分散在各部队的女生队学员30多人集中成立伤兵救护队，指定彭援华任支部书记。以后历次战斗中，彭援华率救护队上阵地进行救护，登记伤员姓名和所在连队的职务，尽心竭力地进行救护，想方设法减轻伤员的痛苦。

南下部队在广东潮州遭敌人围攻，部队被打散，彭援华随部队跑到韩江边，上了一条船。她意外地发现持枪的战士中，有一位竟是自己的堂兄彭略村，他是11军24师教导队的战士。第二天，他们与从三河坝赶来支援的朱德率领的25师会合。

此后，朱德率部退出广东，经江西转入湘南，一路遭敌围追堵截，只好晓宿夜行。彭援华是个近视眼，每听到要夜行军时，便找一根竹竿探路，上山下山都靠它，从没掉过队。

部队到达江西信丰县信田村休息时，朱德将彭援华找去谈话：“援华同志，部队准备上山，要整顿队伍，动员徒手的同志离队，但大家都不愿离队，你是救护队支部书记，你带这个头好吗?”彭援华也不愿离队。朱德又说：“这里靠近赣江，交通方便，以后就要越走越不方便了。”他教导说：“哪里都有党的组织，哪里都是可以革命的!”听了这话后，彭援华便带头报名离队，最后共4男4女8人离队，每人发路费20块，并由朱德亲自出具介绍信，将大家介绍给中共吉安县委。8人中，有一个女学员即是彭援华的岳阳老乡、同学肖凤仪。8人化装后，沿着赣江下水走了不久，找到中共吉安县委，由县委给赣北特委写了介绍信，并雇了一条大船送他们到九江。

到九江后，天已黄昏，8人按地址去找赣北特委。找到目的地时，忽听有人在后面低声叫她：“彭援华、彭援华”。她心里一惊，待慢慢侧过身子时，看见一个把鸭舌帽压到眉毛下的人，迎面微笑着走来，原来此人正是她们要找的原中共岳阳地委书记、时任赣北特委书记刘士奇。刘士奇安排她们在机关住下。第二天，其他6位同志先后介绍走了。彭援华和肖凤仪留在特委工作，彭援华任特委秘书。1个月后，彭援华要求回武汉坚持斗争，刘士奇便将她和肖凤仪介绍到武汉。从此，彭援华便结束了她在南昌起义中的一段斗争生涯，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彭援华忆南昌起义】

1926年夏，我在家乡岳阳和众姐妹们做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工作。10月，北伐军解放岳阳，我被选为县妇联主任，进行反恶霸地主、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1927年2月，经组织批准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成为中国第一代女兵。7月初，政治形势恶化，组织决定我和彭漪兰到苏联学习，这时武汉到上海已经不通船，我们就先到九江，等船赴沪。7月中旬，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反动政府叛变，汪蒋合流，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我们在九江旅社看到很多军校的领导和同学纷纷经九江往南昌去，知道必有事于南昌。我想，与其到莫斯科去学习，不如先在国内参加实际斗争，边斗争边学习。就这样我们便随部队到了南昌。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周恩来同志批准了。就这样我们参加了武装反击反动派的斗争——八一南昌起义。

在南昌很快投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我们写好了大量的标语口号、革命委员会布告，等待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8月1日凌晨，街上枪炮声响成一片。我们心情万分激动，因为这是向反动派反击的第一声枪响。清早，我们走上街头开展宣传工作，张贴标语布告，人民群众喜气洋洋，个人纠察队臂戴红袖章，起义军战士领上系着红领带，雄赳赳地走在大街上进行巡逻，人民群众都扬眉吐气。

很快起义军进行编队，我被编在军事委员会参谋团。8月5日随队南征，有幸跟随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同志一起行军。周恩来、恽代英等都有坐骑，但他们不骑，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和我们一起步行，一路上我们所受教益匪浅。途中前有敌军堵截，后有敌兵追击，连续与追剿的反动军队作战，会昌一战尤为激烈。因为会昌战斗很残酷，伤员很多，部队组织了女生救护队，我被指定任救护队支部书记。在阵地成立救护站时，我负责伤员登记工作。我们尽自己最大努力护理伤病员，鼓励他们和伤痛作斗争。后来临时转移时我们分头把一些重伤员安排到可靠的老百姓家里，我在安排好伤员后出来，部队已经出发走光了，我赶紧往前赶，终于赶上了队伍。我们和男同志一样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休息时给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唱歌，有时还自编自演活报剧。

部队打下汀州后，我们被派护送重伤员，乘船沿汀江转韩江到了潮州，朱德留守三河坝作接应。到潮州立即兵分两路进军汕头。在潮州成立了潮州革命委员会，我和一些女同志就留驻潮州，我被派负责上午的邮政检查。一天中午下班后，回到韩江边住所，忽然听得后山枪声大作，激战之后我们部队纷纷后撤，人们都往江的下游跑。后来反动派的军队从潮州后山暗暗地追了上来，因敌我悬殊，部队撤出潮州。因为天黑下来了，又人生地不熟，部队走了一夜还在原地打圈子。正在这时，发现对面山上有动静，经号兵联络，原来是朱德的队伍接应我们来了。朱德得知潮州汕头都已经失败，不能去了，就命令部队北撤，绕道粤北向福建、江西界山间转移。

由于老百姓听了反动派的宣传和恫吓，部队一路上很难弄到粮食，有时就饿着肚子行军，甚至有时一天中也只有几粒炒蚕豆充饥，碰到有小溪水，那就是我们的甘露琼浆了。记得有一会途中遇到我的堂弟(他在贺龙教导团)，进镇口时给了我一块菜碗大的芝麻红糖面饼，我把它分成十块，我们十个女兵享受了一顿美餐。

地主、土豪劣绅的民团也常常骚扰我们。有一次晚上部队宿营在一个村庄，刚住下，就听“呜呜”的牛角号声响起，枪就打开了。原来是地主武装的民团包围了上来，在军号声中我们马上冲出包围，紧接着冲上山去，占领了一个山头，在山头上露营了一夜，第二天黎明又冲下山，冲跨了民团，又向前走。以后我们再也不住民房，总是在野外或山丘上、橘树林里露营。这时天气已经转凉了，我们几个女兵就象叠调羹似地紧紧靠在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我们部队纪律是非常严明的，尽管常常宿营在橘子林或者香蕉地里，即使饥寒交迫，也没有一个人去采摘。在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朱德和陈毅同志率领我们顽强地转战于粤闽赣三省界山的崇山峻岭之间。在潮汕失败之后，起义军损失很大，只剩下一两千人，为保存实力，尽量避开与敌人正面交战。有一天晚上，部队到了粤赣交界的高山脚下，突然发现对面山上有反动派的军队，于是领导立即决定马上上山，严令不许照手电，不许抽烟，不许说话。山高路险，我的眼睛近视，听说要夜行军，就捡了一跟竹子探路。上山四十里，下山四十里，始终没有掉队。有的同志稍一不小心滚到沟里，不敢呼救只是咬着牙忍痛爬起来追赶部队。一夜走了四十里，天色微明时到了山顶，休息了一会就下山了。到达江西信田，在信田休整了几天。

当时形势很紧急，信田靠近赣江，交通比较方便，部队准备继续向西上山，交通将更不方便了。为了便于行军，部队决定精简非战斗人员，动员女同志和其他一些后勤徒手人员离队。但是同志们谁也舍不得离开部队，都要坚持革命。朱德同志就把我找去做思想工作，他动员我说，“哪里都有党，哪里都有组织，哪里都可以革命。”朱总的话使我豁然开朗，尽管我心里很难过，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带头报名离了队。朱总的话几十年来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一直指导着我的行动。使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充满信心，即使暂时与组织断了联系，也是到处寻找革命刊物，自觉地探索党的方针，开展党的工作，找到组织接上关系。离队时我们八位同志用在汀州发的布，自己做了衣裙，化装成老百姓。组织上把我们介绍到赣江边吉安县委，又由吉安介绍我们到了九江特委会。我们告别了共同战斗数月之久的战友，转入地下，继续在党的领导下，配合红军同反动派作斗争。

(节选自中共党史出版社《纵横龙潭虎穴间——靖任秋回忆录》中彭文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