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5月被爆超生，到首次做出正式回应，前后大约半年时间。社会舆论之所以对此事表现出强烈不满，不仅因为张艺谋道歉的姗姗来迟，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名人富人的“特权”问题。他们不仅仅拥有经济资源，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拥有广大的社会资源，从而形成马太效应——越富有越能办很多事情，甚至是政策范围外的事情，法律对他们的制约几成空谈。这是公众不满的最根本因素。

　　无锡计生部门曾就张艺谋超生事件多次表示，有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但民众却一直没有等到，这使得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人们会对无锡方面的选择性执法产生质疑。笔者认为，张艺谋不在无锡不是当地计生部门找不到人和执法不到位的借口，这种执法不严和选择性执法的行为伤害了职能部门的形象。

　　三中全会强调构建法治中国，笔者认为不能让名人富人利用法律弹性和空间为所欲为。因此必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也要做到与时俱进。以前，针对超生家庭一般处以数万元的罚款，但这对富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客观上助长了他们以身试法的冲动。现在针对超生问题，中国各个地方都在谋求新的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福建漳州，当地不仅采取对收入超过平均水平的人从重征收罚款，而且专门出台针对名人富人的政策，对举报名人富人违规生育的，一经查实奖励重金。但也有网民指责漳州的政策鼓励了当今中国日益加剧的仇富情绪。

　　笔者以为，中国社会现在对名人富人的超生问题抓住不放，并不是一种仇富心理，而更多是对平等生育权的渴望。因为普通人超生很容易受罚，而且由于承受力有限，处罚对他们很有杀伤力，而对名人进行超生处罚不具备杀伤力。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整套系统措施，除了让违反生育政策的名人富人付出高额罚金，还应对他们从诚信角度进行处罚。比如，不让那些公然违背诚信原则的名人富人参与国内奖项的评选。另外，超生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数据应该做到透明，不仅要罚，而且要向公众交代资金数额和流向，这样才能彰显政府职能部门执法的合法性和公信力。（王传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