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日东莞一女子被小偷偷包,一巴西籍男子出手阻止,不料遭小偷团伙报复群殴。其间,数十名路人在现场,没人设法施救。事后警方深入调查,将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5月7日《南方都市报》)。
巴西男子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赢得了全国网民的称赞及广东省和东莞市见勇为基金的表彰,而东莞众多围观者令有侠义传统的多数中国人羞愧不已,强调道德的国度却无意中在道德阵前败下来。
不仅东莞遭遇治安困境,全国各大城市都面临同样的难题,人口基数庞大、流动频繁,社会贫富分化带来的诸多困难,使得治安成为虽治难安的问题。
当前,中国许多城市面临的难题类似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所处的治安境况。当时,美国的社会风气颓废,治安问题严峻。其间,尽管警察在不断增加,装备不断改进,但犯罪反而愈演愈烈。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思,美国警学研究专家维尔森教授和肯尼迪学院研究员柯林撰文《破碎的窗户》指出:邻里风气败坏、青少年团伙、卖淫等社会不良行为的存在,增加了市民的恐惧感;没有人在意社区的秩序好坏以及是否会因此导致更严重的违法和犯罪行为;为减少犯罪,警力必须依靠市民的守法和协助。文章获得各方认同,随后美国推行社区警务,逐步实现了良好秩序。皮尔在19世纪20年代创建警察之初提出了“警察就是公众,公众就是警察”的理念。立足预防犯罪,强调责任共担,实施邻里守望或街区守望计划;推动社区成立专门组织,并利用社区现有资源,共同关注社区治安问题。
在这儿不难发现,美国采取的系列措施其实就是群防群治,此中亦可看到对社区组织的倚重。如果说利用民间组织肇始于美国,在中国的先行者则是2007年登记于杭州的“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由此拉开了我国民间力量介入治安的大幕。
东莞的现实情况是外来人占据多数,而带来治安危机的也多属外来人口所为,其侵害的对象也以外来人口居多。作为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如果单纯依赖警力难免重蹈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尘。出路也许正是采取类似于美国后期诸多措施及我国杭州的民间反扒行为合法有序化。
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中,如果单有政治、经济的力量而忽略个人及社会组织的作用,很难保证文明发展的持续动力。事实上只有个体的强大与民间团体的活跃才能切实推进政治与经济文明。向社会组织放权,是中国近些年上下所凝聚的共识,此番在广东更是强调法无禁止即可登记的情况下,东莞应尽早走出这一步,让更多的民间团体参与到治安诸事当中来。
就民众而言,单纯依靠政府包干所有的治安问题未免不切实际,不若先行“结社自救”。当然,其前提是个体内心强大,也恪守邻里之间有守望相助的义务。只有这样,个体与个体才能休戚相关,并肩携手形成全社会的自助防护墙,组织起数量庞大的类似于反扒协会这样的地方自治团体活跃于城市各个角落,治安才能摆脱光靠警力的单腿走路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