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明灯
2010年11月13日晚，“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上海站落下了帷幕。演唱会虽然只有两场，却是一件事关中国摇滚过去和未来的重要事件。8月27日的首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有4.8万人躬逢其盛，场面壮观。回顾两站演出，中国摇滚前辈咸集，缺少今年来渐成气候的中生代新生代，倒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人作为嘉宾之类混迹其中，难怪被人称之为拼盘。现场除了摇滚乐固有的力量和锋芒焕放出的魅力之外，还充满着怀旧和伤逝的气氛。
“不再‘一无所有’”的集体回忆
这是一场中国摇滚史上少见的演出，据称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摇滚绝不仅仅是商业的事，故而外界对演唱会的评论褒贬兼备，赞赏者将其视为中国摇滚星星之火即将燎原的征兆，乐观地认为这是中国摇滚征程停滞16年后的又一次起锚，是摇滚乐正常化和市场化一次成功的试水。不满者则称之为“不再‘一无所有’”的万人集体回忆，是尚未长大就开始的怀旧，是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的狂欢，是豪情不再却势压全场的卡拉OK大合唱。还有人激烈地称之为中国摇滚的回光返照和挽歌，是“同一首歌”的摇滚版。
两场演唱会相隔两个多月，相距近千公里，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背景下，时间显得既漫长又短促，空间也显得既空旷又逼仄。这种双重悖谬，如梦似幻，看似荒诞，却是可以触摸感知的现实情景，也正是中国摇滚现状的生动写照。
身处边缘，拒斥主流，批判现实，本是摇滚的天性，需要适合其生长的社会土壤。但是，自呱呱坠地之日起，30年来中国摇滚一直承受着体制的封堵打压和商业利诱冲击的夹击，生计艰辛，营养不善，发育不良。在如此严苛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别无选择，要么妥协而委曲求全，要么自我封闭和自我放逐。前者在顺应主流中随波逐浪，在媚俗中陶醉并沉沦;后者远离尘嚣，不接地气，只能自娱自乐，不再有共鸣和回声。中国摇滚就这样陷入了一个双重边缘化的陷阱，失魂落魄，锐气早泄，力量衰微，胆识匮乏，难以自拔。
对此，中国摇滚第一人崔健曾经通过媒体表达了他的失望：“真正的问题是，现在没有人敢像何勇那样写《垃圾场》了。”16年前中国摇滚如暗夜砰然升空的礼花，喷发怒放，绚烂夺目，而今光芒不再。而困顿与双重边缘化的中国摇滚，通过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表演更多的是过气英雄回望光辉岁月，也显露了中国摇滚在生长发育中，与主流以及商业关系暧昧，难解难分的状况，浑身上下透着千般不愿万般无奈，一副年轻的面容，却饱经沧桑，满脸落寞和悲凉。
一个摇滚音乐家是反叛的
“摇滚乐应该是独立于主旋律和主流之外的声音，一个摇滚音乐家是反叛的。”中国摇滚第一人的崔健如是说。在8月27日的压轴演出中，可以感受到这位执著摇滚精神的摇滚音乐家对反叛的坚持。他在演唱中突破了官方和演出主办方以演出“安全”为由划定的边界，邀请15位观众上台，一起展现摇滚的力量。他的坚持，有效地拓展了演出空间拉长了演出时间。在演唱过程中，他对全场观众说：“中国摇滚从24年前开始不再掩饰。”
这指的是1986年5月9日。在当晚北京一个为世界和平年举办的演唱会上，崔健身着军装，半挽裤腿，一高一低，以叛逆的姿态登场，唱起了《一无所有》，歌声惊世骇俗，据传因害怕负责，现场的领导纷纷避席离去。中国摇滚自此正式亮相，宣布了自己的存在和在场。
一位摇滚达人说过，摇滚是一种生活态度。反叛的姿态、无情的批判和严正的抗议，不但是作为生活态度体现在摇滚乐上的外在表现，而且是摇滚乐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也是摇滚乐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个性张扬，藐视秩序，拒绝规训，反对权威，声嘶力竭地呐喊呼号，都是为了表达这种情绪。
二战后诞生在美国的摇滚乐，工业文明时代的产儿和叛逆，对主流价值观的拒斥，以及对人性异化和麻木的反抗，是摇滚当仁不让的天职。摇滚体内流淌着美国黑人蓝调和乡村民谣的血脉，有着与生俱来的社会底层特征，洋溢着青春热血的气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民间认同，在公众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为摇滚乐和摇滚乐手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0世纪60年代，欧美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以及70年代兴起的更为多元化和更为广泛的新社会运动中，无一不回荡着摇滚乐带来的旋律，到处都有摇滚乐手的身影出现。鲍勃·迪伦，菲尔·奥克斯，琼·贝茨，约翰·列侬等都是体现摇滚精神的卓越代表。
鲍勃·迪伦不但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民谣歌手，也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代言人。他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同时代和后来的音乐人，其中包括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和约翰·列侬等。他被认为是真正赋予了摇滚乐以灵魂的人。他的抗议歌曲，歌词甚至比旋律更激动人心。
与迪伦同时代的民谣歌手菲尔·奥克斯，他的歌曲主题经常是反战、公民权利、劳工抗争。他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运动，甚至自称为“歌唱记者”。在上世纪70年代鲍勃·迪伦厌倦政治之后，约翰·列侬却更积极地投入了包括为妇女争取权益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琼·贝茨年仅15岁时，就因反战而坚持公民不服从的权利，而遭受学校的打压和邻里的歧视。
在摇滚乐原生地，摇滚精神根深叶茂。摇滚乐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改变现状，推动社会变迁，促进社会进步。
后黄金时代的诱惑
1989年2月，崔健的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这被公认为中国第一张公开发行的摇滚乐唱片。1990年，崔健为北京亚运集资的全国巡演也命名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所到之处所掀起的摇滚狂热，导致了巡演中途被叫停，终止于四川成都。
1990年代，中国摇滚从发轫之初的模仿翻唱到独立原创，短短十年间，已经以高度成熟的状态迅速占据了华语摇滚的领先地位。北京为数众多的摇滚乐队，积聚了巨大的力量，却因没有演出机会而无处释放，正如崔健的一首名曲中唱的“无能的力量”。中国摇滚乐诱人的前景和空白且日渐开放的市场，为商业介入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也创造了中国摇滚乐的黄金时代，至今仍令人怀想不已。
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创办的魔岩唱片厂牌，推出了唐朝乐队以及被称为“魔岩三杰”的窦唯、何勇、张楚等摇滚乐手，点燃了摇滚史所称的“中国火”。1994年12月17日，魔岩唱片在香港红磡体育场举办了一场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的演出，大获成功，香港媒体惊呼“中国摇滚，震爆香港”“摇滚灵魂，席卷香江”。这是中国摇滚辉煌的巅峰时刻，也是摇滚精神勃然怒放、璀璨炫目的阶段。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摇滚乐不再有“十年积累、一朝爆发”时期凸显的狂飙突进景象，而是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而沉闷的时期，正如冲出峡谷的江流，只会在平坦的冲积扇面上缓缓四溢，而不像在峡谷般激流奔涌。
在中国摇滚乐未来的20年里，存活和发展的天花板并未升高，但迅速增长的经济，逐渐开放和多元的社会，给摇滚乐的生存带来了更多机会，提供了更多空间。随着时移世易，中国摇滚乐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裂变的多元化的过程，源源不断输入的新血中，摇滚的中生代新生代不断涌现，各种类型和风格的摇滚日益与国际接轨。1993年创办的迷笛音乐学校，为中国摇滚乐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该校从2000年开始创办的迷笛音乐节，每年一次，至今已经成功举办10届，内容包括了摇滚在内的各种现代音乐形式，被中国乐迷称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
2000年以来，中国摇滚乐通常经由参与公益活动获得演出机会，以及借为地方旅游经济搭台唱戏之机，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音乐节。比如始自2002年的雪山音乐节。2004的名为“中国摇滚”贺兰山音乐节等等。
在新世纪，中生代新生代摇滚乐手已经成为了中国摇滚舞台的生力军。中国摇滚迎来了一个类型丰富风格多元的时代，民谣、说唱、实验、噪音、金属、朋克、电子，几乎全面接轨国际，并且都有出色的表现。左小祖咒、谢晓天等乐手，以及痛仰、木马乐队等中生代，以及一些80后的新生代，已经成为了摇滚歌迷们追捧的对象，预示了中国摇滚不可估量的前景。遗憾的是，乐迷和乐评人公认，中国缺乏摇滚乐土壤和气候，相较而言，最具摇滚精神的还是老一辈摇滚人。
歌唱本身就是行动
事实上，在摇滚诞生之前的社会运动中，摇滚精神早已存在。全球流传最广传唱最久的歌曲之一《国际歌》，就可谓是摇滚精神的载体。“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样的歌词，当然是毋庸置疑的摇滚乐歌词的先声。
肇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被视为是现在普遍盛行的社会中运动的原型。而这时在这一次波澜壮阔遍及全球的社会运动中，《国际歌》被各国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工运人士广泛传唱。
《国际歌》中所呈现出来的对个体解放的诉求、对自由平等的渴望，以及抗议不公，抵抗压迫所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以及其高昂雄浑的旋律所具有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
在世界摇滚乐60多年的历史上，在摇滚精神鼓舞之下，摇滚乐和摇滚人积极置身历史进程，广泛参与到各种社会运动中去，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左右成效。博诺·沃克森就是一个范例，这位出生于爱尔兰的摇滚乐手不但是著名乐队U2的主唱，也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利用自身和乐队的影响力，游走和斡旋于各国政要，敦促各国减免非洲贫困国家债务，支援非洲艾滋病防治。2008年，他因为改善非洲贫困及落后所作出的努力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在华语音乐圈，校园民谣和音乐人对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以及当下的众多社会运动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每一个时代的歌声都折射着那个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却无法描绘另一个时代的面貌。歌唱，是人类抒发情感的高级形式，艺术力量澎湃，鼓舞着的感受、欲望和理想。歌声可以用来赞颂神圣、粉饰太平，但对于个人，歌声更应该是心声，用以吟咏世间的善恶美丑，宣泄心中的爱恨情仇。而对于社会，歌声应该是行动的号角，凝聚着向善的力量，用以唤醒沉睡的自我，激发群体觉悟，团结起来，捍卫共同的权利，表达自身的主张，这时候，歌唱本身就是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