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滩头年画最后一个女技师,高娭毑养成了每天检查一次作品的好习惯,几十年未曾改变。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年画的晾晒就在阁楼里完成。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高娭毑最熟悉的门神莫过于秦叔宝。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上午阁楼里光线好,是制作年画的最好时间。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14道工序,不能有一丝马虎。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虽然年过七旬,娭毑每次工作还是能坚持好几个小时。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作品一成型,马上检查色泽和清晰度。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儿子在身边帮忙,娭毑心里踏实。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钟建桐对年画的质量要求跟父母一样严格。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和气婆婆。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和气婆婆。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赵公元帅。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配好颜料,准备“点睛”。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点睛。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开脸。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整个制作过程,弯腰做事的时间最长。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所有的颜料均靠自己调制。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调制颜料是个非常细致的过程。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在钟建桐的印象里,这样的刷把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了。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勾勒,是画师的基本功。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即便的是报废的画稿,依然不乏精美。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讲讲那些过去的事情。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娭毑说,这块印板已经用了很多年。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钟建桐每次回家,就在这个阁楼里忙得团团转。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偶有游客来了,总要在高腊梅作坊里照张相。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 有游客来买年画,高娭毑还是习惯讨价还价。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
滩头年画最后一个女掌门

  华声在线8月19日讯 (记者 刘立稳 摄影报道)满头银发的高腊梅沿着门前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从巷口走到巷尾,抬头望了望天,迟疑片刻,又小心翼翼地走回来。期间,似乎还有一声轻轻的叹息,或者低低的自言自语。

  每次电视台来采访的时候,这个78岁的老人都要被安排重复这一系列心事重重的动作,渐渐就成了她的一种习惯。2008年,老伴去世后,高娭毑再次慢悠悠地走在这条石板路上,走在电视台的镜头里,就更像一个有故事的人了。

  高娭毑确实是个有故事的人。她的故事来自湖南的一种水印木版画——滩头年画。

  滩头是湖南隆回县一个颇有名气的古镇。它的出名当然得归功于滩头年画。年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昌盛于元、明、清、民国,甚至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滩头年画始终远销海内外。据记载,鼎盛时期年产量达三千多万张。湖南、贵州、广东,但凡有贴门神习俗的地区,少有不知道滩头年画的。

  可想而知,这个并不起眼的小镇,曾经有过怎样的繁华与喧闹,那些大大小小的作坊里曾经藏着多少技艺精湛的民间画师,忙碌着多少汗流浃背的男女老幼。透过蚕茧般的薄薄年画,我们几乎可以窥见这个古镇昔日殷实红火的好日子。

  然而,现代工业文明实在太强大了,光滑皮实的印刷品很快取代了画师眼里精益求精的艺术品。尽管,一张年画的诞生要经历细致入微的七次印刷七次手绘,尽管每张作品拥有独特的纯正手工土纸质地,但是,它没办法逃脱被取代的命运。印刷品的低价优势以及扎实耐用的特性,精明而讨巧地迎合了过日子的人们,堂而皇之地占领了各家各户的门楣与窗棂。最终,曲高和寡的老画师只能无奈地摘下鼻梁上的老花镜,心情复杂地走出吱呀作响的旧阁楼。

  太多太多的作坊悄悄关起它厚重的老木门。仿佛一夜之间,车水马龙的滩头古镇,渐渐归附了平静。现在,有关年画的制作,对于绝大多数古镇居民来说,已变成了一件陌生、枯燥而又遥远的事。

  2006年6月,滩头年画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时,小镇上就只剩两家作坊了,其中之一就是高腊梅作坊。这一年,政府把高腊梅夫妇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每月给予800元的补助。可镇上的年轻人根本不稀罕这800元工资。有个好笑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高腊梅的老伴钟海仙先后以发工资的形式收了两个徒弟,想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后继有人。可是,两个徒弟很快就打清了算盘,两个多月后,就悄悄卷起行李去附近的煤矿当挖煤工去了。

  钟海仙和老伴做了一辈子年画,作为滩头年画举足轻重的继承人,当然不能说撂就撂。徒弟跑了,老夫妻又继续做起了搭档,用自己独特的图画语言在粗糙的土纸上默默讲述那些古老的故事,老鼠娶亲、 麒麟送子、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

  2008年,做了一辈子年画的钟海仙也走了。他这一走,高腊梅制作年画的老阁楼里,越发显得清冷。照理说,年事已高的高娭毑也可以放弃这一古老艺术安享天年了。可是,老人的生活里仿佛已不能缺少年画了,她已经习惯在早晨和煦的阳光里抚摸红脸的关公、黑脸的秦琼,习惯了每天闻一闻自制土纸的脉络里散发出来的竹木清香。为了不让老人心里搁置着遗憾,在县里做公务员的儿子钟建桐只好每周按时回家,子承父业继续帮助母亲制作年画。

  每次再有媒体来访,讲故事的人就变成了钟建桐。

  在钟建桐看来,滩头年画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县、浙江桃花坞和四川绵竹的四大年画并驾齐驱。“要说区别的话,杨柳青就像一个古代女子,而滩头年画却像粗犷的湘西汉子”。的确,仔细观察滩头年画,很少有美轮美奂的童子,低眉顺眼的仕女,更少见到鹤发童颜的神仙;多见的是怒目而视的尉迟恭、扬鞭催马的秦叔宝,持符驱鬼的钟馗……色彩上,滩头年画来得简洁而浓烈,艳丽、鲜明、大红大紫、对比强烈。对此,我的推理是:古时隆回这种南蛮楚地,民风彪悍,加上山高林密,障疫盛行。人们贴年画的目的多为驱邪避祸,稍微殷实一点的村庄与家庭,大概也就求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相比繁华中的天津、水乡里的江浙,在这里,人们骨子眼里少了一份文绉绉的风雅,多了一份大大咧咧的潦草与计较。——即便是一张五块钱的门神,必然得有它看家护院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当铜版纸的印刷品出现山野乡村,滩头年画显得更加脆弱不堪,以比其他年画更快的速度地退出了岁月舞台。仅仅只是比拼实用价值,手工年画岂是印刷品的对手?

  钟建桐接触年画的时间非常早,从小就帮父母打下手,所以,对于滩头年画的前世今生并不陌生。从小,兄妹几个读书以及家里维持生计几乎都离不开父母这一老手艺。因此,数十年后,再次拿起刷板和刻刀,钟建桐不仅仅只是为了给当地政府一个交代,给母亲一丝宽慰,重要的是心头还有一份莫名的感恩。尽管钟建桐很清楚,“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滩头年画不可能再有往日的辉煌”,但是手头的活儿不敢有丝毫敷衍和应付。父亲追求的木味、刀味、水味,一样都不能少;画像开脸不能有丝毫偏差;七次套印不能有一丁点偷工减料……

  多年来,钟建桐熟悉母亲的制作套路。尤其对于颜料的使用格外挑剔。黄丹、玫红、群青、淡黄、翠绿、烟子,每一个名字都散发着青草和泥巴的味道,母亲喜欢这些天然颜料的内敛、安静和隐忍,拒绝使用市面上流行的任何化学原料,虽然颜色看上去相差无几,但充满了未知与深不可测的诡异。母亲心里没底,甚至担心张扬的化学品会伤害土纸的纤维,那无异于刺激她敏感细腻的神经。水是滩头的水,泥是滩头的泥,不能马虎和草率……知母莫如子,可以想象,这么严苛的要求,岂是一个外来的徒弟可以做到的?这大概也是中国古老手艺世代相传的原因之一吧。

  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一个忙里偷闲的儿子,母子两人就这么固执地坚守着这门古老艺术的最后阵地。钟建桐也不知道这门绝活最终会不会失传,他只是按着一个艺术传人该有的素养和敬业一直这么坚持着。除此之外,就是不厌其烦地接受各类媒体的采访。这一点,高娭毑比钟建桐更有耐心。电视台的导演说,再往前走两步,老人往往还会客气地多走一步。导演说,低头沉思!老人还自作主张地增加一声叹息。在她看来,这些不遗余力的配合,或许能为滩头年画带来一条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