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报记者彭楚舒和朱定随出席全国“两会”的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和在湘全国政协委员赴京，报道代表、委员在全国“两会”中的活动。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勤奋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编者约请他们将新闻背后有趣的故事写出来，以飨读者。
3月14日中午，当我将最后一篇稿子《何素斌代表建议为人民监督员立法》发回报社，紧绷了10多天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同行们邀我抓紧最后的半天时间出去逛逛，我说：“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好好地睡上一觉。”
印象中，这是我10多年新闻生涯中最紧张的一次，也是收获最为丰盛的一次：13天内发稿36条近4万字，照片14张，以图文并茂的报道，及时将湖南代表的风采传递给三湘民众，得到了领导和代表们的一致好评。
小小相机立大功
3月5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受到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今年湖南就有10家媒体数十名记者参加报道，规模空前，湖南卫视等电子媒体在北京搭建了庞大的直播室。有人戏称：“人大代表只有3000多人，参加报道的记者就有四五千，人大会变成了记者会了”。为抢到好新闻，名记们绞尽脑汁。我虽然已是第四次参加人大会的报道了，但面对众多的同行们，丝毫不敢懈怠。
新闻大战从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一起飞就开始了。飞机在万米高空翱翔，我正在和同座的省人大联工委主任王其林聊着天，突然看到机舱前部有动静，原来是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来看望代表。我赶紧冲上前去。过道狭窄，众多记者堵在一端。我用随身携带的傻瓜相机拍了几张，但都是侧面，不甚理想。怎么办?我急中生智，挤进一位熟悉的代表的座位里，张春贤书记过去后，这一端就只有我一个记者。待他往回走时，我终于从正面捕捉到了一个张春贤书记和代表握手交谈的满意画面，发回了本报的第一张照片。
在随后的报道中，小小傻瓜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月6日，湖南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的审议首次对中外媒体开放。会议一结束，我正在收拾电脑包，突然，旁边的一位女记者起身就往前跑，我也本能地跟着往前跑，原来是记者们争着采访张春贤书记。张书记立即被海内外10多家媒体的老记们包围。老外记者牛高马大，加之摄像机林立，我连拍几张，都不理想。最后，我干脆爬上桌子，从上往下，终于抓拍到了满意的照片。
小小傻瓜机也颇受了点委屈。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来到湖南代表团参加审议，这种场合对照相控制较严，按惯例，本报都是用新华社的稿子。但为了抓拍到李长春同志与我省代表在一起的照片，我还是想方设法抓拍了几张。警卫人员见记者的相机如此小巧，一看就不是专业户，当即给予警告。后来，黄培劲代表走上前去，向李长春送上他们为农民栽培超级稻编的“红宝书”，我见机会难得，又冲上去抓拍了几张。警卫人员见状，向记者走了过来，要没收相机。幸亏在此之前，我和全国人大的一位工作人员聊熟了，他帮我解释了一番，才化险为夷。
也许是使用率太高，傻瓜机最后终于让我傻眼了。在13日下午开全团会议时，我本想再拍几张，没想到镜头伸出去就缩不进来，这家伙居然罢工了!我和旁边一位记者开玩笑说：这家伙还算有觉悟，等会议完了才罢工，要是在会中，那就惨了!
抓到了一条独家新闻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最刺激的莫过于抓到独家新闻了。然而，在信息传播多元化、新闻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独家首发”的东西越来越难抓。
代表们在驻地京西宾馆都是吃自助餐，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是我联系代表、获取信息的最佳时机。一次，在餐厅吃饭时，我遇到了老朋友彭学明代表。彭代表是国家一级作家，原来在张家界市文联工作，前几年调到中国作协。在这个湘西汉子身上，有着典型的湖南人的血气与执着。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嫉恶如仇的他频频为农民工等奔走呼吁，在2003年的人大会上，记者曾采访过他。他边吃饭，边和我聊起了自己今年准备提交的建议完善劳动法、整治黑中介的议案，聊起了他为了摸清黑中介的底细在北京暗访的故事。他绘声绘色的讲述令我意识到这是一条不可多得的好新闻。彭学明是个国家一级作家，何不约他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呢?饭桌上，我当即向他约了稿。此后，我每天“盯着”他，几天后，他拿出了洋洋四五千字的暗访手记。当天晚上，我根据报纸的体裁，赶写出了《彭代表暗访黑中介》一文，并配上了一张彭学明写议案的照片，在第二天的本报独家推出。报道见报后，在湖南代表团和新闻界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彭学明暗访黑中介”成了那几天湖南代表团的热门话题。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在餐厅遇到他时，关切地问起了暗访的情况。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周玉清找他详细了解情况，表示全总将强力关注此事。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中央媒体纷纷前来采访，检察日报的正义网还为彭学明开通了个人博客，邀请他和网友在线交流，彭学明代表由此成为本次会议上湖南代表团的一个热门人物。
累，并快乐着
在这次全国“两会”上，我们尝试着进行了诸多创新：如首次用自采照片，平均每天有一张照片见报，记录了湖南代表在北京履职的风采;首次开设“两会手记”专栏，以个性化的语言凸现“两会”热点;首次实行人大、政协联动，对此次“两会”上的热点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自主创新等进行了聚焦报道……这次“两会”报道，可以说是消息、通讯、特写、言论各种体裁全面开花，平均每天发稿近3条，发稿量是去年的两倍。由于工作量骤增，每天基本上都要忙到凌晨1点钟才睡觉。
“两会”高强度的报道是对记者能力的考验，也是对身体的考验。今年“两会”期间，有不少记者因压力、休息、饮食等方面的原因出现了感冒、失眠等状况。由于时间太紧，10多天来，除去了趟人民大会堂外，我基本上都是在宾馆里活动，连大学同学都是在离京前见了个面。为保证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我经常挤时间到驻地京西宾馆文体中心打打保龄球。在那里，总能碰到跟我们同住京西的安徽、新疆代表团的随团记者，聊起“两会”报道，大家有一个感受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累，并快乐着!”本报记者彭楚舒
40公里的“冲刺”
和人大代表不同，20多个在湘全国政协委员按界别分散住在北京的7个宾馆，记者所在的友谊宾馆离最远的委员驻地有近30公里路程。运气好，不堵车，采访委员路上花个把小时也是常事。委员们白天都要参加会议，接受采访的时间主要是中午和晚上。
3月8日上午，记者获得一条线索，王沛清委员和一位来北京办事的湖南农民聊天，“聊”出了一份提案。这是一个好线索!记者决定马上采访王委员。可是，因为王委员正在参加小组讨论，一直联系不上。临近中午12时，终于联系到了王委员。王委员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但是因为还有别的安排，要求记者必须在下午一点半之前赶到。考虑到要把报道做得完美一点，记者又马上想方设法联系到那位农民萧金福，邀他一起赶到王沛清委员所在的21世纪饭店。从友谊宾馆到21世纪饭店有近20公里距离，我们担心堵车，顾不上吃中饭坐上出租车就往那里赶。站在饭店大厅内的转门前，早已等候的王委员拿出他刚刚写好的提案，将萧金福拉到身边，用手指在提案纸上比比划划，告诉他“你的心愿，我都写到提案里去了!”当时，阳光透过玻璃墙在大厅里洒满一地，政协委员和农民并肩站在一起，表情认真而专注。记者马上掏出相机，将这幅意味深长的画面装入了镜头。———一份意外的收获!
因为时间的关系，采访只持续了20来分钟。想着第二天有3条稿件要见报，记者告别王委员，叫上出租车又匆匆往友谊宾馆赶。这一次可没那么幸运，因为碰上了一次小小的交通事故，20多公里的路程竟然花了1个半小时。那天的中餐和晚餐合并到了一起，但3条稿件都赶在下班之前发回了报社，奔跑中一点也没觉得饿……
“磨”出来的独家新闻
报道全国政协会议，其实可以利用的新闻资源并不多，而委员们的提案可以说就是最重要的新闻资源。赴京前，记者就有意联系了几个提案“大户”，想提前掌握一些线索。联系田岚委员时，记者的“胃口”被高高吊起来：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想通过提案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但还没有把握，需要推敲推敲，到北京以后再说。有戏!记者决定“盯紧”田委员。3月1日到北京后，记者每天一个电话，追问这个提案的内容。田岚委员开始犹犹豫豫，甚至劝记者“不要报道算了”。最后见实在“躲”不开，田岚只好答应，等3月5日全国人大会开幕后再说。
3月5日那天，记者中饭也不敢吃，从11点多钟起就在田岚委员的房门口“守株待兔”。12点左右，列席开幕式的田岚提着一大摞资料回到房间，记者终于在第一时间见到了那份“神秘”提案。田岚委员非常谦和，当着记者的面将提案内容反复与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核对，独自沉吟着，边看边修改提案。我们在烟雾中不知不觉聊了1个多小时，这份“神秘”提案的来龙去脉也已经了然于心。中午1点多了，田岚委员才突然冒出一句“肚子有点饿了!”原来，他和我一样没有吃午饭。
“磨”出了《田岚委员的“神秘”提案》这一独家新闻，也让记者深深体味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时认真、负责的精神。
持续到午夜的“抢修”
参加了5年的全国“两会”报道，今年才算是真正彻底告别了笔和纸，所有的稿件，都可以从北京通过网络直接发送到报社内部的采编网，操作流程和在家里一样。高效、快捷、方便带来的快乐，让人心里喜滋滋的。
现代化有时也会制造一点小麻烦。3月9日晚10点多钟，网络突然出现了问题，无法登录互联网!宾馆里热心的师傅鼓捣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可以登录了，但报社的采编网却上不去了!原来，这位师傅按照他的理解，自作主张修改了电脑里的一个程序，对下一步如何处理却没有了主意，结果越弄越糟。时间已近10日零点，焦虑不已的记者试着往报社网络科技中心打了一个电话求援。真没想到，这么晚了还有人值班。工程师蒋勇接了电话，镇定自若，遥控“指挥”那位有些狼狈不堪的师傅一步步操作，终于让网络“起死回生”。
这个小小的插曲，让人感到虽然远隔千里，记者和报社———自己的家离得很近，心里很踏实。本报记者 朱定